1930～1940年间几乎翻了一倍，最显著的是在一些大的工业州：纽约、加利福尼亚、宾夕法尼亚、伊利诺斯和俄亥俄。
第六章 寻求保障的时代（5）
一位火星观察家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福利是美国人的新宗教。着眼于社会福音（或者说是社会主义福音）对正统神学日渐上升的优势，《基督教世纪》（Christian
Century）的执行总编保罗？哈钦森在1937年情绪激动地呼喊道：“它要么倒向莫斯科，要么回到罪恶！”这一发展与其说是在开挖新航道，不如说是在加深旧航道。社会和宗教研究所在1920～1934年间所做的一项关于教会和社会的详尽研究再三强调了新教对信仰和服务于人类福祉的牧师作社会学解释的倾向。类似地，美国天主教徒也作出了新的努力，以回应庇护十一世教皇在他的教谕《四十年通谕》（Quadragesimo
Anno，1931）中所阐述的社会正义原则，而美国犹太教士中央会议在第二年起草了它的“社会正义计划”，联邦基督教协进会重申了其支持集体谈判和社会保障的立场。
牧师们寻求时代的启示往往会从约翰？A。
赖安、约翰？海恩斯？霍姆斯、欧内斯特？F。
蒂特尔、拉尔夫？W。
索克曼和哈里？埃默生？福斯迪克等人那里得到暗示。1934年对将近20；000名牧师所作的一次问卷调查显示，将近四分之三的人支持“彻底改革的资本主义”，几乎三分之一的人支持社会主义。社会和经济话题成为越来越受欢迎的布道主题，祈祷会常常演变成了讨论组，详细探讨“人类关系中的问题”。
在大萧条早期，教会纷纷积极地转向了为穷人提供衣食，但是，当公共机构肩负起这一重担的时候，它们往往就放松了努力。结果，穷人当中对教会及像基督教青年会（YMCA）这样的准宗教团体产生了某种幻灭感。天主教徒在保持与失业者的接触上比大多数新教教派更成功，但犹他州的摩门教徒则创下了引人注目的记录。他们自负地拒绝了联邦政府的帮助，并对新政的融资保持着极大的警惕，他们让每一个未世圣徒教会的“支会”负责各自的贫困者，当地方的容量超出负荷的时候，上级单位便施以援手。主要目标是，借助诸如合作社、殖民计划、家庭罐头制造和手工业以及给教会职业介绍所当警卫之类的手段，让家庭能够自立。
在财务上，大萧条让大多数新教教会陷入了“有史以来最令人绝望的困境”。这部分要归因于它们在繁荣的20世纪20年代为了修建百万美元的大厦和数百万美元的公寓酒店式教堂（有游泳池、娱乐厅及其他休闲设施）而欠下的债务。如今的捐款急剧下降，在1930～1934年之间几乎减少了一半。城市牧师的薪水被削减到了极点，而在农业地区和乡村，很多社群索性省掉了“正规的”布道者。
面对国家经济灾难的事实，宗教人士的态度各不相同。穆迪圣经学院及其分支机构的原教旨主义者——他们都是曾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当做末日的开始来欢呼的千禧年信奉者——如今都把这场世界性的失业灾难看做是一个类似的征兆。天主教教义更多地趋向于炼狱性的，而非天启性的，强调眼下这场灾难将在未来生活中得到回报。更苛刻的天主教牧师则把大萧条看做是治疗美国生活中从追求感官享受到异教拜物主义的一剂健康的收敛剂。然而，一般而言，新教牧师往往把大萧条当做对罪（既有国家的罪，也有个人的罪）的惩罚而予以接受。很多布道者、教会杂志的编辑以及像罗杰？巴布森这样虔诚的商人都承认，大萧条的出现是因为人们舍弃了基督而去追求自私的目的。
有人直率地预言，艰难困苦将把美国人带回到他们父辈的信仰，但事实上，除了某些新的、古怪的宗教仪式之外，并没有出现信仰复兴的浪潮和大规模的宗教皈依，就连上教堂的人数也没有出现增长。没有体面的衣服可穿，没有钱扔进教堂的捐款盘——尽管很多教堂废除了“自愿捐献”——使人们放弃了经常上教堂的常规习惯。至于那些这样的习惯原本就不牢固的人，越来越世俗化的安息日对他们所起的作用，就是让他们走向市里WPA劳工新近修建起来的游泳池、高尔夫球场或网球场。据报告，1931～1932年间，女人对教堂工作的兴趣达到了历史新低，毫无疑问是由于来自职业追求和其他世俗事务的压力，而期刊文学也反映了组织化基督教日渐衰落的声望。即便是在教会力量集中的乡村和小镇，制度化的宗教似乎也在逐渐衰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