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上教堂人数和捐款数量的不断下降，处在社会力量漩涡中的宗教领袖，显得茫无头绪，迷惘而困惑。
第六章 寻求保障的时代（6）
1930～1940年间，全国的教会每1；000人中损失了23个成员，总亏损将近300万。据1939年的一次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一半的人上教堂做礼拜的次数常常比他们的父母要少，超过父母的人不到五分之一。据说，从前的危机总是导致相反的作用，一份通俗新教杂志的编辑发现，差异就潜藏在这样一种相对较新的信念中：所谓的经济法——不像自然法——都是人为的，因此能够通过人的主动性、而不是通过祈祷和忏悔来加以克服。
年轻人没有受过多少旧时福音的熏陶，多半是最不虔诚的群体。尽管多数人依然保持着名义上的教会成员的身份，但积极关注或者认为宗教是他们生活中的一个有帮助的或者是重要的组成部分的人不超过三分之一。1934年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大学低年级学生比三年级和四年级学生更倾向于信仰，而且，教员当中，名气较小的科学家信仰宗教的更多——尽管物理学家和专业医生之类的人（推测起来，他们对世道人心了解得最少）在宗教中所占的数量比生物学家、社会科学家和心理学家更多。尽管这样的数据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但它们却起到了风向标的作用，显示了人们离制度化的宗教信仰渐行渐远。
作为一种内在经验的宗教——美国长期守护新教精神的成果——大概并没有受到多大的削弱。在最高的智性层面上，它依然蓬勃活跃，比如在神学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的著作中，他在爱丁堡所做的吉福德讲座出版于1941年，作为《人的本性与命运》（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的第一卷。在这里，他表达了一种有点阴郁的观点：人被夹在他的超自然主义和自然主义的上磨石和下磨石之间，后者常常诱使他竖立“偶像”，比如严密的哲学体系或者让人类种族变得完美的社会计划。尽管尼布尔本人自相矛盾地支持自由主义理念，基本上，他讲授的内容是（属于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的传统，这一代知识分子通过卡尔？巴特的著作重新发现了这一传统）：宗教信仰与理性毫无关系，也无需通过理性来证明；上帝存在，人与上帝的关系是生活中最确定的、最重要的事实，即使人不能按照上帝真正的样子来想象他。在长期萧条和挫折时期，宗教哲学往往会放大人的无助，向上帝寻求所有的力量和智慧。
在通俗层面上，宗教在一些畅销作品中得到了表达，它们有：劳埃德？道格拉斯的那些富有灵感的小说，像《崇高的困惑》（The
Magnificent
Obsession，1929）和《绿光》（The
Green
Light，1935），以及诸如亨利？C。
林克的《回归宗教》（The
Return
to
Religion，1936）这样的作品，林克的著作试图赋予人们以精神的目标，以对抗浸没在环境大潮中的自私。一个美国人所珍爱的传统就这样被引入了一个萧条和不稳定的时代。亨利？###是一个涉猎广泛的鲁莽先知，他贡献了一部《政治家与宗教》（Statesmanship
and
Religion，1934），而富兰克林？D。
罗斯福的很多公开言论是围绕作为实用基督教的人类尊严、友善和民主等话题。总统（他是个圣公会教徒）曾在一个引人注目的场合激起了宗派主义者的对立。1939年12月24日，罗斯福宣布了一个打破先例的任命，钢铁巨头、新教圣公会俗士迈伦？C。
泰勒被任命为总统的私人特使，在战争的危机之下去梵蒂冈，这项任命在某些新教圈子中激起了一场风暴。
总的说来，宗派之争似乎正在式微。1929年，公理会教徒与他们在基督教会的朋友们结合了起来。10年后，美以美会南、北分支之间内战之前的老裂痕，通过这两个分会与卫理公会新教一翼的联合而消除了。1940年，美国归正教会与北美福音宗教会议合并。1930年代晚期，圣公会和长老会的合并被提上议事日程，但来自一个阵营的高教会派和另一个阵营顽固的加尔文教徒的反对推迟了合并的实现。
即使没有最终的合并姿态，不同信仰之间的合作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