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走开我是个苦役犯，你是位公爵，你到这儿来干什么？”“你想利用我来拯救你自己，”
“你今世利用我作乐，来世还想利用我来拯救你自己我讨厌你，讨厌你那副眼镜，讨厌你这个又肥又丑的嘴脸。走，你给我走”正是在这种狂怒之下，卡秋莎·玛丝洛娃恢复了她的人格尊严。也正是从这一天起，她打开了回忆的闸门，让血泪交流的往事象潮水一般汹涌而出，冲击她那颗被苦难折磨得麻木的心。
托尔斯泰塑造卡秋莎·玛丝洛娃确是煞费苦心的。小说一开始，作者就让她进入一个五光十色的生活的万花筒。形形色色的人物都跟女主人公联系起来，有的用语言，有的用目光，有的用行动，有的用意念。这种千丝万缕的联系，不仅烘托出人物的形象，而且浓郁地透射出时代特征和社会气氛。一方面是令人窒息的无穷苦难，一方面是灵魂糜烂的荒淫与无耻托尔斯泰在情节安排上一向尊重情理，从不生造偶然巧合或误会冲突，但又注意曲折细腻，引人入胜。这种创作特色在《复活》中可说达到了高峰。例如，聂赫留朵夫在法庭上同玛丝洛娃邂逅，他心情紧张，唯恐被对方认出，当众出丑，可是玛丝洛娃却偏偏盯住他的脸失神地瞅了好半天，其实她并没有认出他来。又如，在定案时，除了那个愚蠢而恶毒的副检察官外，无论法官或陪审人员都想对玛丝洛娃从轻发落。可是，由于腐朽的官场作风，办案轻率马虎，那些主宰人民命运的官僚根本无视别人的苦难，糊里糊涂地加重了玛丝洛娃的刑期。玛丝洛娃的苦难不断加深，她性格的复杂特征也愈益豁露出来。她处身于社会最下层，却又自认为高出于其他苦难人之上。她天资聪颖，阅历丰富，能看清许多严酷的社会现象，识透上层人物的丑恶灵魂，但有时又天真得要命，容易轻信别人的花言巧语，结果受骗上当。她在苦难的深渊中感到绝望，以致自暴自弃，但这样也只是为了要麻痹自己，要不然她就无法生活下去。这一情况也说明天性纯洁的卡秋莎并没有完全灭亡，一旦时机成熟，她在精神上就会“复活”。托尔斯泰塑造这一迷人的艺术形象，深刻反映他对下层人民怀着极其真挚的感情，因此能那么强烈地震撼读者的心灵，从而对暗无天日的旧俄社会发出“我控诉”的呐喊。
在《复活》中，男主人公聂赫留朵夫的艺术形象在地位上仅次于卡秋莎·玛丝洛娃，但从揭示小说主题来看，他是全书的关键人物。《复活》不是一部单纯描写个人悲欢离合的小说，而是一部再现一九○五年革命前夜俄国社会面貌的史诗。卡秋莎·玛丝洛娃的冤案在全书中所占的篇幅并不很大，托尔斯泰只是借助这个冤案，不断扩大揭露批判的范围：先是荒唐的法庭，再是黑暗的监狱、苦难的农村和腐朽的上流社会，最后是黑幕重重的政府机构。而用来实现这一创作意图的角色就是聂赫留朵夫。聂赫留朵夫这一形象比卡秋莎·玛丝洛娃更复杂。在小说前半部，他是被作者完全否定的贵族形象，但到了后半部，他却得到了作者的同情和赞扬。其实，岂止是同情和赞扬，这时的聂赫留朵夫简直成了托尔斯泰思想的代言人。托尔斯泰凭着他高超的艺术手法，浑然天成地将前后判若二人的聂赫留朵夫统一起来。掌握这一点，是理解聂赫留朵夫形象的关键。要不聂赫留朵夫精神的觉醒，直至成为上流社会的叛逆者、揭发者和抗议者，都将不可思议。
聂赫留朵夫出场时同卡秋莎·玛丝洛娃出场时一样，精神上也处于昏睡状态。他过着穷奢极侈、荒淫无耻的生活，精神空虚，无所作为，不过，在他的心灵深处却还潜藏着一颗追求正义的种子。他年轻时抱着“正义不容许土地私有”的观点，不仅写过这一类论文，而且真的把一小块从上代继承来的土地分给农民。如今，他继承了大量土地，但他既不能放弃产业，又不能否定年轻时的理想，他为此感到苦恼。聂赫留朵夫一上场便遇到这样的苦恼，显然也是作者的一处伏笔，暗示聂赫留朵夫同一般贵族并不完全相同，他的心灵里还残留着一线光明，日后在精神上还有觉醒的可能。
事实上，聂赫留朵夫心灵上的健康因素还不止这些。他在玩弄和抛弃了卡秋莎之后，对自己的行为也有过内疚。为了使自己快快活活地活下去，他迫使自己不去想它，努力把它忘记。表面上他做到了这一点。但内心深处却无法做到这一点。他得知怀孕的卡秋莎被他的姑妈从家里赶出来，感到十分难受。尽管姑妈说卡秋莎生性放荡，自甘堕落，但他还是无法逃避良心的谴责。由此可见，聂赫留朵夫还不同于那些毫无廉耻之心、一味寻欢作乐的贵族老爷。正因为如此，聂赫留朵夫在陪审席上认出卡秋莎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