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血”，“用心舔干净小胡子，擦干嘴巴和杯子，兴高采烈，精神抖擞地从隔板后面走出来，脚上那双薄后跟小牛皮靴发出吱嘎吱嘎的响声”。可是，在唱诗班唱完“耶稣，上帝的儿子，饶恕我吧”时，“犯人们都匍匐在地，再爬起来，把没有剃掉的一半头发往后一甩，那磨伤他们瘦腿的脚镣就哐啷发响。”托尔斯泰指出，“这里所做的一切正是最严重的亵渎，以基督名义所做的一切正是对基督本人的嘲弄。”还有那个主管宗教的高官托波罗夫，他自己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也知道宗教是欺骗，但他仍起劲地维护着宗教。特别令人难以容忍的是，他把老百姓都看作鸡，宗教就象用来喂鸡的腐肉，腐肉很招人讨厌，但鸡喜欢吃，因此得用腐肉来喂鸡。托尔斯泰愤怒地斥责他们：“自己有了知识，看到了光明，却不把这种知识用到该用的地方，帮助老百姓克服愚昧，脱离黑暗，反而加强他们的愚昧，使他们永远处于黑暗之中。”
总之，沙皇专制和官方教会是完全建筑在对人民的压迫和欺骗之上的。他们虐待人，折磨人，审判人，惩办人，杀害人。无辜的人民遭殃，他们无动于衷，一心要清除他们心目中的危险分子。他们不但不会宽恕他们认为有罪的人，而且不惜冤枉大量无辜的人。事实上，他们宁可惩罚千百个没有危险的人，以便除掉一个他们心目中的危险分子。这是一种多么残酷的统治术《复活》不愧是一部史诗，一部十九世纪俄国生活的百科全书。作者在书里还描写了一批反对沙皇统治的政治犯、革命家。当然，托尔斯泰并不赞成他们的政治观点，对他们的理解也有偏颇和局限之处。这些革命家并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而是民意党人。应该说，托尔斯泰对他们的描写是真实的。例如农民出身的革命家纳巴托夫在宣传革命的同时，认为革命成功后人民的生活不会有什么大的改变，“革命不应该改变人民的基本生活方式”，“革命不应该摧毁这座他所热爱的美丽、坚、固宏伟的古老大厦，只要把里面的房间重新分配一下就行了。”还有一位平民革命家玛尔凯则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仿佛要为自己和祖祖辈辈所受的欺骗进行报复，一有机会总要尖刻地嘲笑教士和教条”。革命领导人诺伏德伏罗夫是一个心胸狭隘而又十分虚荣的人。同志们对他敬而远之，心里并不喜欢他。他也不喜欢任何有才能有知识的人，以免妨碍他的自我表现，而西蒙松则是一个反对杀生的素食主义者。
但是，这些革命家毕竟也是勇敢反抗沙皇专制的战士，托尔斯泰对他们充满了崇敬之情。他们品德高尚，其中有些人本身原是“老爷太太”，“但他们为了老百姓的利益，不惜牺牲特权、自白和生命”。例如，女革命家谢基尼娜十九岁就离开富裕的家庭，参加了革命活动。她被判刑是因为主动承担向搜查房间的警察开枪的责任，其实枪是别人开的。她从不考虑自己的安危，一心只考虑怎样帮助别人，为别人出力。托尔斯泰对革命家遭到沙皇政府残酷镇压深表同情。卡秋莎·玛丝洛娃精神上的复活，不是通过聂赫留朵夫的帮助，而是由于政治犯和革命家的影响和教育。这一点充分说明，在托尔斯泰的心目中，政治犯和革命家的人格比贵族叛逆者聂赫留朵夫要高尚得多，他们也更值得卡秋莎·玛丝洛娃的信赖和敬爱。
《复活》结尾引用了大量《圣经》章节，这反映托尔斯泰晚年一方面彻底否定沙皇制度，同上流社会决裂，另一方面他在精神生活上极端苦闷，找不到一条出路，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不得不从他长期矛盾的宗教观中寻求慰藉。这是托尔斯泰——十九世纪最复杂的伟人——的大悲剧。但即使有这样的结尾，也无损于《复活》这部艺术杰作历久不衰的夺目光辉。
草婴
第一部
《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二十一节至第二十二节：“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么？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
《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三节：“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
《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七节：“……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
《路加福音》第六章第四十节：“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凡学成了的不过和先生一样。”
一
尽管好几十万人聚居在一小块地方，竭力把土地糟蹋得面目全非，尽管他们肆意把石头砸进地里，不让花草树木生长，尽管他们除尽刚出土的小草，把煤炭和石油烧得烟雾腾腾，尽管他们滥伐树木，驱逐鸟兽，在城市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