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之后，正义没有得到伸张。当许多曾经蹂躏南京人民的日本人从日本政府领取全部养老金和其他津贴的时候，成千上万的受难者却默默地忍受贫穷、耻辱，或是漫长的身心痛苦。
这种正义的颠倒是伴随着冷战开始的。美国起初打算在日本推行民主，清除日本卷入战争的领导人的统治。但是战后的苏联违背了其在雅尔塔会议上的承诺，占领了波兰和德国的部分领土。当东欧共产主义的“铁幕”降临之时，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军队击败了蒋介石，并迫使其政府撤退到台湾岛。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在这场战争中，有100万朝鲜人、25万中国人和3。4万名美国人死去。由于中国、苏联和北朝鲜成为美国新的战后敌人，美国突然把日本当作一个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国家。基于此，华盛顿决定保持一个稳定的日本政府，以挑战亚洲的共产主义力量。美国几乎完全保留了日本战前的官僚体系，并允许许多战犯逍遥法外。就这样，当纳粹制度被推翻，大量的纳粹战犯被捕获并带上法庭的时候，许多日本战时高级官员却重新大权在握，如日中天。在1957年，日本的一位曾被囚禁的甲级战犯竟然被选作首相（指1957年被任为首相的岸信介。——编注）。
与此同时，几乎所有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却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了。在冷战期间，与中国其他地方一样，南京处于一种与国际社会相隔离的状态。在几十年里，中国政府不仅断绝了同西方的来往，还驱逐了很多留在南京的外国人，甚至包括那些曾作为南京安全区负责人员拯救了很多中国人生命的外国人。
1995年夏，我成为西方首批摄录南京暴行部分幸存者证词的人。令人遗憾的是，如果我早10年访问南京的话，还可以找到很多完整的大屠杀遗址，因为那时南京还是历史保护的典范，许多30年代的建筑还保鼠着。但从80年代未到90年代，南京刮起了狂热的土地开发风，许多古迹被破坏，而代之以笼罩在浓雾之中的豪华宾馆、工厂、摩天大厦和居民楼。就连著名的南京城墙也消失不见了，只留下一些城门作为观光的景点。
如果我不曾得知南京暴行，面对这样一个拥挤而繁荣的城市，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所发生过的一切，因为在大屠杀之后，南京的人口已增长了近10倍。就在这繁荣之下，还有与过去相连的鲜为人知的人的纽带——南京大屠杀年老的幸存者。在南京的学者们的引导下，我见到了一些散布在南京城各处的幸存者。
我看到的一切使我感到震惊和悲哀。幸存者大多住在黑暗、肮脏的房子里，屋里堆满了瓷器碎片，散发着浓烈的潮湿和发霉的味道。我得知，由于在大屠杀中遭受了严重的身体创伤，他们中有很多人在几十年来无法正常地生活。许多人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即使来自日本的最少量的经济赔偿，也是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他们的生活状况的。
国际人权律师卡伦·帕克认为，虽然中国多次发表对日本人宽宏友善的声明，但从未与日本签订放弃对日本战争罪行索取国家赔偿的协定。另外，帕克还指出，即使签订一个这样的协定，但根据不容否定法的原则，该协定也不能侵犯作为个人的中国人索取战争赔偿的权利。
但是，我在南京遇见的幸存者大多不知道国际法的这些错综复杂之处，而是认为已经剥夺了他们索赔的权利。一个男人在南京暴行中几乎被活活烧死，他告诉我，当他听到中国原谅日本罪行的谣言时，禁不住痛哭失声。
同样值得深思的是许多曾经组织南京安全区的外国人的命运。尽管他们竭尽全力帮助南京的中国人，但他们从未从生活和后人那里得到他们所应得的。还没有一本描写这些被遗忘的二战英雄的著名图书，当然也没有一部像《辛德勒的名单》那样强烈地吸引起全世界人民注意的影片。他们的精神主要藏在从柏林到美国森尼韦尔的档案和阁楼中——由于他们曾像活菩萨一样拯救过南京，他们的精神也为中国的幸存者们铭记在心。
在多数南京的幸存者知道安全区的领导人做过的事，但几乎无人了解他们后来的遭际。一些这样的外国人后来备受羞辱，被逐出中国，回到祖国后又遭到审讯和隔离，身心都受到了无法愈合的创伤，有人甚至绝望自杀。当我在中国谈话的幸存者听到这些时，他们十分痛苦。这些外国人中的一些人可以算是南京暴行迟来的受难者。
迈纳·瑟尔·贝茨和刘易斯·斯迈思的经历可以说明，他们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英雄主义行为是怎样因为政治目的而遭到扭曲的。在朝鲜战争时期；中国的报纸文章把南京的美国人当成帮助日本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