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孽的恶棍。刘易斯·斯迈思在一家地方报纸还读到一篇文章，该文指责安全区的外国人把南京城拱手交给日本人，还让数干妇女任由日寇奸淫。无独有偶，另一篇文章还指责说，1937年留在南京的美国人“不仅积极响应美国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还用中国人民的血肉去保护他们的公司，教堂，学校和住宅”。该文作者还坚持认为，这个国际安全区委员会是一个与日本侵略者“狼狈为奸”的帝国主义组织，他还引用了一个幸存者的话：“美国鬼子点完名后，便由日本鬼子进行处决”。关于日本暴行的照片旁还印着标语：“记住南京大屠杀，防止美国人让日本军国主义复活！”
这样的宣传使斯迈思感到震惊和害怕。他的中文老师安慰他说：“斯迈恩博士，这个城市里有10万人知道你们所做的事，”“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可见，他在南京呆不长了。1951年，他离开了金陵大学，第二年成为肯塔基州来克星顿神学院的教员。贝茨也离开了南京，但却是在被拘留审查之后。
斯迈思和贝茨的遭遇与他们的一些同事比起来不算什么。大屠杀使几位安全区委员会的成员过早地离开了人世。牧师约翰·马吉的儿子戴维·马吉确信，与日本人打交道的压力使他父亲过早地撒手人寰。其他安全区领导人也忍受了多年精神上的折磨。基督教青年会秘书乔治·菲奇的女儿伊迪思·菲奇·斯瓦甫说，他父亲由于目睹日本在南京的暴行，心理受到很大伤害，以致在进行关于大屠杀的演讲时经常记忆缺失。当乔治·菲奇在美国面对大群听众讲述中日战争时，这种情况至少出现了两次。
罗伯特·威尔逊是当时金陵大学医院的外科医生，他付出的代价是健康。他的遗孀回忆说，当安全区委员会其他医生精心安排时间，每周至少回一次上海补回睡眠的时候，威尔逊却一刻不停地工作着。白天，外科手术耗尽了他的精力，晚上，日本兵则打断他的睡眠——他经常在夜里被叫出家门，去阻止日本士兵的强奸行为。他似乎一直在对付肾上腺素。最后，他的身体崩溃了。1940年，疾病猛烈的发作和精神的崩溃迫命他返国美国，在加州的圣巴巴拉休养了一年。他再也没有回到中国，也没有从紧张的状态中摆脱出来。在美国，他忍受着医病的发作和梦魇的纠缠，在早晨的时候，他的眼睛甚至无法看清物体。
明妮·沃特林则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南京大屠杀给她精神上的打击是当时其他任何安全区领导人和难民都无法想象的。在一个几乎变成虚构的传奇中，由于天天面对日本人的残暴行为，一个脆弱的、身心疲惫的女人永远无法恢复其身心所受的创伤，这一切很少有人知道。她的最后一次日记是写于1940年4月14日，从中可以看出她的心境：“我的精力已经到头了。手头的事都障碍重重，再也不能迈步前进、安排工作了，但愿我能马上休假，可谁能为我想到呢？”
两周以后，她的身体严重崩溃。在她日记最后一页的下面有一句话，显然是别人写的：“1940年5月，沃特林小姐的健康崩溃，必须把她送回美国。”沃特林的侄女回忆说，沃特林在同事的陪同下返回美国就医，但在穿越太平洋的航行中，她几次试图自杀。陪同她的一个朋友好不容易才阻止她跳下轮船。回到美国后，沃特林进了爱阿华州的一家精神病院，接受电击治疗。出院后，她到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基督教士联合会工作。她在密歇根州谢泼德的家人想去看她，她却写信阻止，说自己不久就会国家看望家人。两周后，沃特林去世了。1941年5月14日，正是她离开南京整整一年的日子，沃特林用胶带封了屋里的门窗，打开煤气，自杀了。
还有约翰·拉贝，他的一生一直是历史学家眼中的谜。在教召回德国之前，拉贝曾向南京的中国人保证，他要把日本人的暴行在德国公诸于众，并试图会见赫尔曼·戈林甚至阿道夫·希特勒。南京人民祈祷拉贝的报告能迫使纳粹领导人能向日本政府施压，以阻止这场屠杀。在拉贝动身前，一位中国医生请求拉贝转告德国人，中国人民是热爱和平的民族，愿意同其他民族和睦相处。1938年2月，在挥泪的告别聚会之后，拉贝带着约翰·马吉拍摄的南京暴行的胶片拷贝返回德国。从此，拉贝音讯全无，几十年来，他的行踪令学者们困惑不已。
我之所以决心把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有两个原因。首先，一个好心的纳粹同美国传教士一起，从日军手中拯救中国难民，这实在令人迷惑，我无法忽略这件事。第二，我确信，拉贝返回德国后一定遭遇了某种不测。总之，拉贝没有和他的同事一道出现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为南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