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锋队处在混乱中。有些单位已作了警戒，发了手枪，还受命去找卖国贼——结果却遭到党卫军的包围，受到拘押。其他人则在街头遭到希姆莱的手下的毒打，有些被当场枪杀。有些人榜上有名，或该捕，或该杀，但因有党卫军中友人为之说情而获得了饶恕。对数以万计觉得自己已为党牺牲了一切的人们来说，这是个恐怖之夜，也是丢掉幻想之夜。
直到晚上10时，希特勒的座机才在坦贝尔霍夫机场着陆。在机场迎接他的人寥寥无几——只有戈林、希姆莱、弗立普，数名盖世太保官员，以及一名警察。第一个步出座机的是元首本人，他穿着一件褐衬衣，打着蝴蝶结领带，外穿皮茄克，脚上穿一双军靴。“他没戴帽子，脸色白，没刮脸，有点发黄，又有点发肿”，一个盖世太保官员回忆说。与众人握手后，希特勒把戈林和希姆莱拉到一边，仔细地听取了他们的汇报。希姆莱交给他一份名单。当元首的指头缓缓往下移动时，希姆莱和戈林两人在窃窃私语。3人前往上车时（后边远远地跟着一名警卫），希特勒透露出，罗姆本人不会被处决。他说，他曾向冯·埃普将军作过保证。戈林和希姆莱感到难办。如果叛乱头子得到宽恕，那末，一天来的屠杀便被人耻笑了。车子上路了，3人还争执不下。
（4）
冯·兴登堡总统对处决犯人一事泰然处之。他的第一个反应是暴躁地对梅斯纳说：“我早跟你说过”，“几个月来，我一直让总理把罗姆这个不道德而危险的家伙关起来。但，很不幸，他就是不听。看看现在流了多少血吧！”
次日，7月1日，天气冷热宜人。柏林人带着孩子在街头闲逛，似乎这是平常的一个星期天。对当局简短地宣布处决了五六个卖国贼，以及继续运送党卫军，等等，其意义有多大，这里很少有人明白。那些赋有接近元首的特权的人们却知道，元首正在经历他暴风雨般的生涯中最惨痛的危机之一。当天下午，危机达到了高潮，他被迫批准处决罗姆。希特勒宣判的死刑甚至还打上了爱怜的记号。他指示塞奥多尔·埃克旅长，给罗姆一个自杀的机会。
埃克带着希特勒的口头命令和两名手下人员，来到施塔德尔海姆。此时天色未晚。开始时，狱长不肯交出罗姆，因为没有手谕。在埃克高声怒喝下，狱长只好就范，令一名狱卒将3名党卫军带至新楼474号牢房。罗姆光着上身，热得浑身大汗淋漓，没精打彩地坐在铁床上。
“你把命丢了”，埃克说，“元首又给了你一个去得出正确结论的机会。”他把只装有一发子弹的手枪往桌上一撂，便离开了牢房。埃克在过道上等待了15分钟光景，仍未听见枪声，便拔出手枪，与两名副手一起，冲回牢房。“参谋长，作好准备！”埃克喊道。他发现，他的助手的枪在发抖，便说“镇静，慢慢瞄准。”两声震耳欲聋的枪声在这小小的牢房里震荡。罗姆倒下去了。“我的元首！”他气喘吁吁地喊“我的元首！”
“你早该想到这点，现在太迟了！”埃克说。此时是下午6时。逻辑上应首先死去的人却在最后灭亡。罗姆一死，柏林地区——在里希特弗尔德兵营和哥伦比亚大楼（原是个监狱，后改作党卫军的行刑室）——之死亡名单上有名但仍未被处决者，也准备受死。
由于权势友人和外国人常常驾车缓缓在他家周围出没，巴本尚在人间。星期日那天，多德大使在门口留下一张名片，上边写着：“希望不久能拜候您。”多德觉得，巴本是个不正直的懦夫，但又不免喜欢他。他之所以留下名片，“是要对纳粹的暴行表示抗议。”
对正在发生的事情，人们仍知之甚少，当天晚些时候戈林对屠杀一事所作的冗长的解释，也未达到真正的目的。“清洗将无情地继续下去”，在向全体公民保证全国平静、元首已完全控制局势后，戈林这样宣布。冲锋队内之无法无天的分子将会被消灭。“人民必须明白，我们认真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们。”与任何一国发布的大多数公报一样，它是真理与捏造的大杂烩，给了公众一个去相信他们急于要相信的东西的机会：没有什么值得担忧的，只是做了一件可恶的但又是必要的工作，其方法又是光明正大的，目的还是为了国家的利益。
公报发表后，紧接着又公布了冯·勃洛姆堡将军给国防军发布的命令，表示完全忠于元首。尽管对独立于“内围政治斗争”以外的说法诸多反对，它却生动地证明，军队已与阿道夫·希特勒血肉相连。
即使在勃洛姆堡向公众保证危机已过去，屠杀却一直延续至7月2日清晨。在哥伦比亚大厦，一个见习军官将队长卡尔·施列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