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牢房中叫了出来。见习军官说：“奉元首令，对你执行枪决。”施列耶曾目击3位同志被拉去处决，每半小时一人。“像别人那样，到水龙头下去洗洗脑袋。这样你会新鲜点儿，给人留下个好印象。”施列耶被押下楼梯，上了一辆小运动车——将被拉至里希特弗尔德处决。正在此时，一辆“麦塞蒂斯”开了过来，里边跳出一名卫队军官。他拼命在打信号。“停下！停下！他喊道，”不能再有事了！元首已向兴登堡保证，枪决到此结束。“
此是凌晨4时。在没有审判的情况下被屠杀的约有100人，或200——准确的数字永无法得知。
星期一，天气炎热。这天在帝国全境内普通的德国人，都在暗自庆幸，那些野蛮的冲锋队终于被降服了。“谁也不爱罗姆及其暴发户军官”，记者德尔默回忆说，“即那些比凯撒时代的普鲁士卫队军官更傲慢、更目中无人、更在普通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的旧日的饭馆跑堂、旅店的大班和深山的樵夫。他们骑着崭新的、款式高雅的摩托车，在街头耀武扬威。德国的小人物对他们，连同他们的摩托车在内，既怕又恨。”铲除了这些流氓的希特勒便成了他们心目中的英雄。
兴登堡却在深思。冯·施莱彻尔将军及其夫人被惨杀令他深为不安，也使他下令调查。官方说，他们是拒捕才被杀的。这，他怎么也无法接受。与此同时，他又无法发泄气愤怒，只得又在纳粹起草的发给希特勒的一封贺电上签字。该电云：
“从呈交本人的多份报告中本人获悉，由于您的果敢行动及您之勇敢的亲身干预，一桩叛国案已被消灭于萌芽中。您救德国于危难。为此，本人向您表示最深切的谢意和感激。”
有这份支持证书在手，希特勒几乎获得了举国上下的支持。
（5）
清洗虽然在国内获得了批准，在国外却不然。尖锐的文章或社论纷纷出现。国外的攻击虽然使希特勒畏缩，但其关心的首要问题是，他自己的人中怀疑自己可能受其之风日甚一日。这些恐慌是人们的交头接耳之音产生出来的：例如，受害者之一是希特勒的宿敌即巴伐利亚州总督冯·卡尔，是*？酒馆起义时期“自食品言”的三巨头（有人译为“三驾马车”——译注）之一；音乐评论家威里·施密特是在房内拉大提琴时被捕，后来又被当作当地的冲锋队首领威廉·施密特杀害的。
这些怀疑的种子虽然幼小，但它加剧了希特勒之不安心情。老友和老同志的被清洗确实使他恐惧，使他不敢抛头露面。他私下里让现已成为他之心腹的赫斯对被害者的孤儿寡母和亲属进行抚恤（是后悔使然）。赫斯使出了浑身解数，安慰音乐评论家的寡妇说，她应把丈夫之死看作是为一伟大事业而献身。他也向她保证，帝国会给她一份养老金。斯特拉塞尔太太和罗姆的母亲也得到了领养老金的许诺，但后者却断然予以拒绝——她不相信儿子是个同性恋者（时至今日，他哥哥和嫂子仍断然予以否认）。她不愿要杀害儿子的凶手的一文钱。
希特勒也试图与巴本和好，邀请他参加7月3日举行的内阁紧急会议，好像他从未被扣押似的。希特勒显得和蔼可亲，请副总理在平日的席位上就座。巴本大怒，说这是完全不可能的，要求单独与希特勒谈话。两人移至隔壁房间后，巴本把在他屋内抓人、自己的新闻官被杀一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希特勒。他要求对此事立即进行法定调查，并坚持要立即宣布他辞职。希特勒予以婉拒。于是，他便立即前往本德勒大街去见他的老友冯·弗立普将军。一见巴本，参谋总长竟睁大双眼，好像见鬼似的。“你看到了，我还活着”，巴本说，“不过，该阻止清洗了。”他问，不是你弗立普首先阻止清洗的吗？参谋长腼腆地解释说，“没有勃洛姆堡或兴登堡的明确命令”，他是无法行动的。前者“严厉地反对干预”，后者又找不着。
在内阁会议上，冯·勃洛姆堡将军代表军队，对希特勒如此神速地粉碎了叛国分子表示祝贺。这就给了希特勒一个把他的残酷的行动变为有理的天赐良机。“船上发生叛乱时”，施维林·冯·克洛西克记得他说过，船长不能等到上岸后才采取法律行动。他必须在起事的时间和地点采取行动。“
内阁成员（包括司法部长在内，他的一个右派朋友被杀害）没有一个是反对的。接着，阁僚便着手去做他们被集合起来要做的事：颁布一项法律，宣布6月30日、7月1日和2日所采取的措施“为合法，是”保卫国家的紧急措施。“
要求辞职的官员并不止巴本一人。巴伐利亚司法部长也主动提出下台。“人们在大洋中间就弃船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