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佳平和黄翌也因没有在12分钟内跑过2900米的及格线，被取消了参加联赛的资格。
我尊重李龙海的意见，不能当运动员就当教练员。我感谢他在这三个月建队初期的训练中，起到了一个老队员的作用。在当时，队里有六七名老队员没有报到，只有他来了，并与年轻球员一起参加训练，他是个非常不错的老队员。后来他当上了青年队教练。
1994年昆明海埂的春训，是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后的第一次，大家都练得比往年要认真。我们申花队无论哪个方面的表现都很突出，多次受到春训办公室的表扬。我们在昆明打了4场比赛，完成了预定目标，增强了信心，坚定了打法，扩大了影响。当然，我这个“败军之将”也成了海埂的新闻人物。
3月6日，王俊生找我谈话，他主要是想听听申花队的情况，了解职业化改革以来球队的建设方面的情况；此外，还征求对国家队下阶段工作的意见，其中包括参加亚运会的问题。当时对国家队参加亚运会有两种意见，一让国奥队去，二是让国家队去。我的态度是，如果中国足协定下前三的指标，让国奥队的年轻人去是不行的。主教练也是个问题，老那明摆着没有什么打法，但谁去接？
谈到这个话题时，王俊生说，这全怪你根宝。你的出走把我的全部计划全打乱了。我说，怎么打乱了？他说，你在边上，如果老那不行的话你去接，顺理成章。我对王俊生说，我走还是对的。老那不行，我也是不行的。报纸上不是说过，老那不行就是因为根宝的问题。
当时，老那的国家队确实有许多问题，大家都对国家队不满意，好多国脚体能测验都不及格。当时的形势是戚务生接国奥队，老那仍然带国家队。但换掉老那的呼声很高。换教练可以，但是换谁？我说，如果戚务生接的话，他不也变成了两个队的教练了？当初我身兼两职，就招来许多人的批评。但让老那继续坚持下去恐怕也不行。当时王俊生很头疼。后来的格局是，老那继续当国家队的主教练，戚务生任执行教练，把老那架空了。参加亚运会的指标还是要前三名，最后决定还是由国家队去。最后王俊生对我说：“说心里话，你搞申花我们都很高兴，你搞02也很有远见。我们希望你能够成功。”
昆明春训结束后，我回了趟北京的家。3月27日下午，我在家里接到了正在北京中央高级党校学习的市委副书记陈良宇打来的电话。陈副书记非常关心中花队的情况，我便向他汇报了队伍在昆明的春训情况。陈副书记指出，上海正处在力争三年大变样的第一年，上海的改革对全国的影响很大。我理解陈副书记的意思，就是要上海足球改变原来的面貌，能够把上海的精神文明建设在球场上反映出来。陈副书记对我说：“根宝，你做到了这些，就是为上海作了贡献。”陈副书记的话，当时对我的鼓舞真是挺大的。
第二天，我给龚学平副市长打了电话，汇报了昆明春训的情况，其中包括老队员测试不理想的情况。龚副市长对我们的工作比较满意，对测试不及格的人员也提出一定要安排好，要谨慎。4月5日，他给我打来电话，对测验不及格人员的安排提出了一些设想，并问他们一年没有工作，工资如何拿法？这个工作一定要做好，否则就会影响其他老队员的情绪。他还问李龙海、成耀东是不是安心，听外面反映，队员认为队里缺少人情昧，你可要注意这些问题啊。龚副市长甚至连伙食情况也问得非常细。
打完电话后，龚副市长还不放心，4月7日他亲自到队里来过问情况。我说，张佳平和黄翌定下的工资是每月500元，如果明年测验还不行，惧乐部才解聘，龚副市长对这样的安排比较满意。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我急切地等待着联赛的开始，准备大干一场。
第二章 风雨中继续
1。联赛第一战，郁知非胃痛突然发作
经过三个多月的训练，期盼已久的1994年的职业联赛终于开始了。我们第一场是客场对沈阳海狮队。
比赛之前，郁知非与我商量对沈阳海狮队比赛的奖金问题。我们定下的标准是主场胜3万元，平1万元，客场胜则奖5万元。郁知非当时的观点是，奖金是为了提高队员的竞争意识，但不能让队员都去为钱踢球，奖金主要是调动积极性。
我提出了不同看法。我说主客场比赛、对手强弱和关键场次比赛的奖金应该是一样的。我们的目标是2分（当时胜一场得2分），不会因为你是主场胜利而少积分。因此，我建议无论什么情况，奖金应该是一样的。郁知非听后认为我的意见有道理，便同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