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练与土教练争夺战。洋教练与土教练在职业联赛中出现，本来是很正常的，在国外根本算不上什么，就如同中国北方的教练到南方去执教一样。
来了许多外国教练，一些媒体说是洋教练抢了中国教练的饭碗，我对此说法一直是反对的。当年我是国家队的主教练，但施拉普那来了，那是来抢我的饭碗？但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一点，还是给他当助手，而且我们关系还不错。这也证明了我从来没有对外国教练有过抵制或者敌对的心理。
今年（1999年），上海申花队和山东鲁能队请来了世界级的教练，记者在昆明采访我时，问我对外教的看法，我说我们第一要竞争，这是为生存；第二，在竞争中向他们学习。他们有过辉煌的经历，证明他们的水平。外国的足球水平比我们高，对足球的认识比我们深刻，足球强国还不致于让庸人去执教国家队。外国教练要想在中国取得成功，最关键的是看他能否把他们的足球理念和经验渗透到中国足球的实际中来，这是最重要的。
我还讲过，外国教练过去带过的运动员和我们带的运动员是不一样的。他们带的都是世界一流水平的运动员，而我们带的却都是三流水平的。如果他能把我们三流的球员带成二流，我就服了。这其中，我还讲了一个观点，目前的中国足球教练员水平不高，需要外国教练来给我们“充氧”，但也有球员素质的问题。我不同意这种看法，说中国的球员是二流的，中国的教练是三流的。
过去带国奥队时，我对此体会最深。郝海东、范志毅等球员，开始时起点都比较低，经过我的训练和比赛以及他们自己的努力，他们不断提高对足球运动的认识，后来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在哲学上讲，这是一次飞跃。
我承认，我带这些年轻球员第一次飞跃是比较容易的，这是量变的过程。申花队的吴承瑛、朱琪、谢晖等，之所以能在一两年里，从无名小卒到人们心目中所谓的球星，是因为他们已经达到了第一次的飞跃，这个变化是比较容易的。
从内因说，他们当时还年轻，有新鲜感和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再加上自身有一定的能力，谦虚好学，这就具备了完成第一次飞跃的很重要的内因条件。从外因上说，我从带高洪波开始，就有了带年轻队员的经验。我要求严、训练细，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训练传接球技术上，再加上有职业联赛这么一个良好的环境，这些年轻球员便迅速成长起来。在这个过程中，内因和外因都具备了条件。
申花三年，出了一些球员。但这仅是第一次飞跃。但要取得第二次飞跃，取得质的变化，却比第一次飞跃要难得多。在这方面，我自己确实有许多需要提高的地方。因为在内因和外因上，都要发生变化。
拿内因说，取得第一次飞跃后，这些球员都有名了，地位变了，物质待遇上也有了变化，自行车变成了轿车，走到哪里都受到追捧，名和利必然会产生思想上的变化。如果处理不好的话，自认为了不起，听不得意见，尤其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下，一旦没有了竟争时，便会对自己没有要求，最后影响他们的进步。运动员如此，教练员也是如此，我认为这是影响中国足球进步的最致命问题。这是思想意识上的。
就个人潜力、个人能力来说，经第一次挖掘后，第二次的潜力有多大？不可能如第一次那么大。我们搞运动队的知道，在没有训练之前，100米跑13秒，经过一段训练后，能够达到12秒甚至于11秒，这个飞跃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再从11秒进到10秒多，再提高零点几秒，这就非常难了。
运动员和教练员都需要继续学习和提高，而且都有这种提高的必要性。我的水平还远不够，还需要提高。在带领球员进行第二次飞跃时，我感到非常困难。我想，中国足协和惧乐部请外国教练，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帮助中国足球提高水平，就是希望他们把国外先进的东西带来，就是希望能使足球有质的变化。但是由于时间和其他一系列的原因，我们现在还很少有这种第二次飞跃的实践。
我讲这些并不是否认外国教练的水平。一个教练水平如何，无非取决于这几个方面，一是组织能力，能否把这群人很好地团结在身边；二是煽动能力，能不能把队员在比赛和训练中积极性调动到最高。这两个方面，施拉普那绝对是一流的；三是教练员的训练水平；四是合理的战术安排；五是临场的调度指挥。
对于这个问题，我曾经在万达队时给他们上了一课，讲过关于量变到质变的问题，讲内因和外因的问题，讲一次和两次飞跃的问题。记得孙继海临去英国之前，我对他说，环境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