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重要的因素，在英国这种环境下，你可能还有一次飞跃。他说他希望自己的水平在英国能再有一次跳跃。孙继海到英国后的环境，就将是促成他第二次飞跃的外因。
外因的教练因素，环境因素，都是对运动员量变到质变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我们现在的教练已经不是六七十年代的了，当时他们根本不了解外面的世界。尽管我们没有亲自参加过世界杯决赛，但世界杯的比赛我们能够每场都看，世界一流的球队，也与我们较量过，这些外部条件我们都有了。如果说那时马罗斯基给我们上课，讲足球场的宽度和渗透还能让我们感到新鲜的话，现在早已经不是了。
我认为有些外国教练的战术打法是先进的，训练水平也是先进的，如霍顿在挖掘队员的潜力上，在挖掘整体的潜力上，如组织整体攻防上，很值得学习。前一段在万达队执教时在战术组织上，对阵形认识和使用上，确实有问题，万达队在联赛中连连受挫，与这些错误不无关系。现在回过头来想想，的确有提高和改造的需要，应该在挖掘队员的潜力时，也应该不断挖掘自己的潜力。
但是，高水平的教练未必能马上见效，这里面有许多原因，有些是我们队员的能力有限，比如韩国的车范根、李章洙和巴西的拉扎罗尼，他们都是好教练，但是由于球队能力的限制，使他们没有达到他们本来达到的高度，这不是教练员的责任。而我们这里往往有一种偏见，教练员是万能的，成绩不好的主要责任都在教练，这是片面的，不客观的，不科学的，也是不实事求是的。
我承认，我们中国教练确实存在许多问题，就拿我本人来说，我在战术打法上，在用人换人上，经常出现致命的错误。比如说，我不能坚持自己四三三阵容和打法，往往在遇到挫折时，在关键时候，把自己的“快抢前”的指导思想变掉。从国奥队开始，到申花队、松日队和万达队，都犯过这些错误。1994年申花队主场1比6输给太阳神队，在用人问题上，在三条线的组织结构上很有问题，因此造成这样的惨败。1992年在吉隆坡与韩国国奥队决战，没有用硬朗的球员去拼，而是教条主义地把小组赛对朝鲜队取胜的阵容用上去，结果大败。这些深刻教训，将永远记在我的脑子里。
高水平的教练员，加上高水平的运动员，珠联壁合，才能取得完满的结果。如衰伟民时代“三连冠”，那时女排正好出了一批有潜力的、天才的运动员，如郎平、张蓉劳、周晓兰、陈招梯等，加上袁伟民的执教水平高，因此中国女排登上了世界顶峰。中国足球如要有质的飞跃，必须有高水平的教练和有天才的运动员。只有这样，中国足球才可能有质的飞跃。
5。在韩文海的婚礼上，我说了不吉利的话
万达又留下来了，我也留下来了，对于万达和我来说，1999年将是什么样？谁也没有底。
11月28日，我参加了守门员韩文海的婚礼。在婚礼上，我说：“我预感1999年将是万达队5年来最最困难的一年。”这确实是我当时的感觉，但什么困难、具体到什么程度，我却不知道。喜庆的时候说这么“不吉利”的话，当时在场的球员、记者们和双方的亲朋好友都感到很奇怪。这话一说出口，我自己也感觉到很奇怪，至少是不合时宜的。
回到基地后，我也在考虑，我为什么说这话呢？作这种判断有没有根据呢？我自己掂量了一下，算了算，感觉1999年我们万达应该“有戏”的。甲A联赛结束后，我们队除了魏意民正式提出转会外，没有人要离队。王涛曾想走，但后来又收回了报告。如此一来，万达队的国内球员基本上没有动，魏意民虽然转会，但他也不是主力。3个外援除金斯明确表示不再效力万达队外，内梅切克和汉斯都可以归队。实际上，1999年的万达队阵容与1998年相比，只少了金斯。只要把他留下来的左前卫的位置人选选好，万达队几乎没有伤筋动骨，万达还是万达，1999年的联赛冠军还是我们的。想到这里，我心里又踏实了。
12月1日，我们结束了休息后正式组队集中，全队拉到上海松江冬训。这个时间比1998年我1月20日“进富”相比，训练时间提前了将近两个月，准备工作充裕多松江是我1998年接队后对队伍进行第一堂训练课的地方。当时万达队正在上海参加远东杯足球赛，练习场地就安排在松江。松江给我的感觉一是训练场地好，二是体委接待非常热情，下雨天场地也对我们开放，旁边还有室内体育馆，再加上红楼宾馆接待条件不错，一个队拥有如此训练条件，在全国也是很难找到的，至少我是第一次。因此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