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宏观历史的角度来讲，此中情节并无神秘之处。17世纪初期，英国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至世纪末期情形已有极大好转。当中的几十个年代里，这国家不定的情势引起很多不同解决问题的方案，一般都有各走极端的趋向，例如专制皇权和议会至上说、大主教劳德（Laud）的注重教会纪律和各教会的自创门户、从军事管制到共产主义。当时提倡这些办法的人没有省悟到，他们自己的立脚点已延伸到历史经验之外。从来没有像英国这样大小的国家也有适当的农业基础可以树立一种货币管制方式，从此她可以首尾相应如一座城大都邦之紧凑。
要从这国家内部与时代不合的情形看来，才可见得问题之大。英国的封建制度早已崩溃，即庄园制度作为一种制度也早不存在。中古以来土地占有的残迹既无从调整，也仍然没有扫除。最初封建体制之下土地不得买卖，实际上则买卖层见叠出已好几个世纪。当初卖主无妨“封”新业主为他的“陪臣”，成交之后有“每年夏天采办一朵蔷被花”的义务。隶农在黑死病使人口减少时即已解放，事在14世纪。几百年来他们持有耕种土地，传之子孙。称“抄本产业人”。习惯法保障他们不被逼着交庄，而他们也仍对业主尽不同的义务，在各种情形之下千差万别。已改作现金付交之租费则因世纪的通货膨胀，贬值到近于零点。詹姆士一世在位时，王室卖出了一部分地产，时人以价格低廉，有如赠予。可是现在看来，其价格已是当日100年的租金。在这段期间，租赁费的增加如果事属可能，只能改称为“罚金”。有心计而带侵略性的地主能在约十余年内将其地产租金增加至4倍；无法增加的则全部冻结。有些地主令抄本产业人及租赁人接价之后退田；也有地主始终找不到手下的佃农。
这样杂乱无章的局面使若干投机者旦夕成为巨富，也使很多人江河日下。所有佃农虽有对土地之使用权，但法律上的地位不明，惶惶不可终日。这显然不是保持社会安定的办法，更谈不上动员全国的资源去对付一个极端带竟争性的新世界。
如果英国此时集中于食品之生产，专门对付国内及内地的需要，问题就简单得多了。那样则商业可以归纳于沿海都市之中，不和内地关联。可是英国的出口大都在羊背上，羊毛及毛织品占输出物品75％至90％之间。牧羊业使英国农业与商业关系至深，对海外市场价格的变迁极度敏感，也与外交情势发生关系。更因国际贸易之展开，17世纪国内的贸易也有平行的发展。内战前夕，许多循行各地之商人经常来往于内地次级城市，负贩则及于各村镇。
司法制度缺少统一性，增加了全国的不安成分。所谓习惯法者，根本是农业社会之遗物。它的保守原则着重过去未曾做过之事现在也不能做，所以以各地之自给自足为依归。这已和17世纪的情形极不相容。所谓衡平法（equity）本身并非法律，只是它认为法律务要使两造感到公平（equitable），也受罗马法及寺院法的影响，此时只能行于国王直辖之特权法庭。
在以上情形之下，国王被迫增加新税以支持海陆军，因之以对付新问题并且扩大行政范围，全国意见分歧。很多的争执与不同的信仰至此集结在一处，也掀动了不同的情绪。教会内外的纠纷，源于都铎王朝执行宗教改革后迄未成定局，只有使争端愈为尖锐化。也就是说一切都已投入一个大熔炉里。
这样的情况不是上端有了变化，诸事即可解决。当社会下面各阶层仍无法管制，而且上下之间适当的联系尚未形成的时候，威士敏斯特的人物换班不足以构成任何突破。我们必须注意问题症结在整个国家组织，不仅是权力的分配或执政者的个性。
当1689年威廉和玛丽，亦即荷兰的王子和英国公主出身的王妃同为国家最高主权人时，重新构造全国的工作已大致完成。几十年来的混乱已使全国土地一般有了合理化的解决。陶尼（Tawney）所说土地换主以打仗的方式完成，要比法庭告状来得省费。一个实地上的测验来自1692年。当日土地所有权已经过如是之进体化，是以新收土地税用不着包税人。因为如此，新税以中央管制的办法征收，得款每200万镑，全部缴入财政部（Exchequer），此为前所未有，税收亦超过历年各项收入之总和。
自特权法庭被国会取消之后，习惯法法庭即以试验性质施用衡平原则作判案的一部分根据。最初不过是承乏的办法，不久衡平法也造成成例，脱离了凡事都是临时的观感。这两种法律的并合，已为日不远。1689年贺尔特（John Holt）为首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