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他指示以后习惯法处置商人案件时概照商业习惯。这对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极大影响，尤其是关于遗传典当、动产处置和不履行契约之赔偿等。
事实上奥伦治家的威廉对英国事物没有深厚的兴趣。玛丽承继斯图亚特王朝之名，不过是个凡事依从的妻子。他们可以被拥戴为国王与王后，无非表示下端的改组已大致安定。这时，元首对国事缺乏成见反可视作一种长处。有了这样的改组，国会至上至此成为事实。私人财产权被确定，也成了新政权的施政逻辑。内阁制和两党制出现已指日可待。
1693年的皇家矿法（Mines Royal Act）取消了国王自所有矿砂内提取金银的特权。过去这规定阻碍着工矿的发展，新法案对新投资极有引导力。次年再有英伦银行诞生。新银行贷款于政府，使公债从此成为一种永久制度，国王个人再不对之负责。事实上威廉与玛丽尚为这银行首一首二的股东，可见得公私之界线已划分明白。有了这些举措，英国之现代化已具定型。毫无疑义，国事之决策从兹可以用商业原则处理。
1689年的革命以“光荣”称，不仅因为只有极少流血，也因为这革命将几十年来的成果一并收纳。这是一块新的里程碑。以后只用司法决定何者为合法何者为不合，即可将体制内不应产生的技节铲除了。
自此我们再重新检讨以货币管制的三个条件，亦即信用之展开、经理与所有权分离、服务之全般活用，也可看出英国在18世纪初年已充分与之相符。自从1694年成立英伦银行，这国家经验到的信用膨胀有了现代尺度。1702至1714年国家岁出由500万镑增至700万镑，同时期内国债由1300万积至3600万镑。马尔波罗公爵（Duke of Marlborough，邱吉尔之祖先）能够打败法军，得力于十多个欧洲大陆的城市贷款支持他的军事行动。贷款的人一听说伦敦商人全都支持英伦银行，不待劝说即解囊。这也可算得第一次“国际货币基金”所做的投机主意：现代战争之具商业性，自此更明显。读到这里，也可以欣赏鲍尔教授所说“资本主义之成功端在它与国家互为一体，它本身即是国家”的意思。
英国既已发展到这程度，她于是在国际财政界突出于荷兰之前。过去荷兰垄断了船舶的海上保险，即英国船只在17世纪也由荷兰保险，现在英国取而代之。一般看来，凡是荷兰能做的事，英国只有做得更好。其秘诀在于将国家经济的下层机构发展之后，以习惯法和衡平法结合用作新体制上下之间的联系，于是农业之财富和商业之利益有了交流的孔道。两种事业也可以彼此扶持。英国的乡绅与新兴市民阶级相得益彰。自詹姆土一世从苏格兰到英国践作以来，宗教上的争端经常使国家处于动荡的局面里。可是在现代人的眼光里，这宗教争端已毫不相关了。当然，所有工作并未全部完成。更多圈地法案还待通过，农业土地才能极尽其用，付费公路才能修筑，农业剩余的劳工才能转用到城市。他们构成了城市间的无产阶级，为新兴工业廉价劳动力之来源。可是至此一种无可逆转之处业已到达。英国人一眼看回去，他们总可以视1689年为他们历史上一块重要的里程碑。其他行动或受调整或被逆转，而光荣革命的结果永在。
中西对照
以上所说与中国历史有何关系？
这些不是天方寓言。所述也并非偶然出现之事物，只在出现的国家里有效。人类需要自存的天性使他们不断屯集物资，终于在商业之间找到实践的满足。它所创造的式样，以后成为政治体系的施政原则。这些办法有好处，也有坏处；它们可以被歪曲，庸俗化，而且滥用。可是当中所有财货和各种服务都应当能互相交换，也能由法律监视的原则已不可磨灭。它已经打开了科学的探讨和技术的引用。它已经使人类的生活更为富丽；它已经被视作将世界各国分等级的标准。这种物质生活有马基维利、霍布斯与洛克等人所予意识形态的支持，已经成为西方思想的重要体系。在20世纪末期，世界历史成为一元之际，我们看不出在研究中国历史时如何能忽视资本主义产生的的过程。威尼斯银行下接阿姆斯特丹银行，更有英伦银行，也和意大利之文艺复兴、北欧文艺复兴与英国文艺复兴印证。这已不是单独且分散的例子，而是前后互相贯通的史迹，业已摆在中国人应走的道路上。说来不怕粗略，从直率的眼光看来，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也可以视作对这种挑战的各项反应。我们所能想象的结局，也无非大陆整块土地上产生的中国文明和这西方的海洋文化汇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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