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如果他不回去，每隔两年，就得签订一次新的契约；每签订一次契约，增加一次工资；
三、如果他不愿意回印度，又不愿意签订新的契约，每年就得交纳25英镑的捐税。
由亨利·宾斯爵士和马逊先生组成的代表团被派到印度去为这个建议谋取印度政府的同意。当时印度总督是叶尔金勋爵。他不赞成征收25英镑的税，但同意收3英镑的人头税。当时我以为，甚至现在我还抱着同样的想法：这是总督方面一个严重的错误。他在赞成这种建议时，丝毫没有考虑到印度的利益。他本来并没有什么责任去向纳塔耳的欧洲人作这种让步。在三、四年的时间内，一个契约工人和他的妻子，还有一个16岁以上的男孩和13岁以上的女孩，都得纳税。一个四口之家——夫妇和两个孩子——每年要交纳12英镑的税，可是做父亲的每月的平均收入不过14先令，这种做法是残酷不堪的，而且是世界上任何地方所没有的。
为了反对这种捐税，我们组织了一次激烈的斗争。要是纳塔耳印度人大会对于这个问题保持缄默的话，印度总督说不定连25英镑的税也赞同了。从25英镑减少到3英镑，也许完全是由于大会的不满。不过我这种想法或许是弄错了。印度政府说不定一开始就不赞成征收25英镑的捐税，而将它降至3英镑，不管大会是否加以反对。总之，这是印度政府方面一次失掉人心的做法。作为印度福利的受委托的人，总督绝不应该赞成这种不人道的捐税。
大会并不认为这种捐税已经从25英镑降为3英镑是什
么重大的成就。大会不能完全维护印度契约工人的利益，仍然是一件憾事。它一直决心要达到取消这种捐税的目的，然而这种决心却一直到二十年以后才实现。而当这种决心实现了，它就不仅是纳塔耳印度人的，而且还是旅居南非的全体印度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已故戈克利先生的背信弃义，使这次斗争成了最后的一次斗争，印度契约工人全都参加了这次斗争，由于当局断然开枪的结果，有些人因此丧失了生命，一万多人受到了监禁。
然而真理终于取得了胜利。印度人所采的苦难正是那种真理的表现。可是如果没有无所畏惧的信念，没有巨大的耐性和不懈的努力，就不会取得胜利。如果侨团放弃了斗争，如果大会也抛弃了斗争而任命交纳这种捐税，认为那是无可避免的，那么，这种可恶的捐税就将继续向印度契约工人征收，一直到今天也不会停止，而给旅居南非的印度人和整个印度留下永恒的耻辱。
第二十二章 各种宗教的比较研究
如果我发觉自己完全浸沉于为印度侨团服务，那么，它背后的理由是我的自我实现的愿望。我把服务当作我自己的宗教，因为我觉得只有通过服务，才能认识上帝。所谓服务，在我便是为印度服务，因为这是无需寻求而自然到来的，而我也很愿意去做。我到南非去，是为了旅行，为了逃避卡提亚华的政治纷争，也为了谋自己的生活。然而正如我所说过的，我却发现自己在寻求上帝，并致力于自我实现。
基督教的朋友们引起了我追求知识的欲望，这种欲望几乎是无法满足的，而且即使我想淡然置之，他们也不会让我安然度过。南非传道总会的会长斯宾塞·华尔顿先生在杜尔班看上了我，我几乎变成了他家里的一员。我所以能够认识他，自然是由于我在比勒托里亚和基督教徒的往来。华尔顿先生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做法。就我记忆所及，他从来不曾请我改信基督教。然而他却把他的生活象一本摊开的书摆在我的面前，让我观察他的全部行动。华尔顿夫人是一位极其温柔而能干的妇女。我很喜欢这两口子的态度。我们了解彼此之间根本不同的地方，无论怎样讨论，也不能消除这种差异。不过只要彼此能够互相容忍、并抱着博爱和追求真理的态度，这种见解上的不同，也有它的好处。我喜欢华尔顿夫妇的谦逊、耐心和对于工作的热爱，我们常常见面。
这种友谊使我对于宗教的兴趣勃然不衰。现在我已不能象在比勒托里亚那样有空闲的时间从事宗教研究了。不过只要我有一小点空闲，我总要很好的利用。我的有关宗教问题的通讯，一直在继续着。赖昌德巴伊是我的导师。有一位朋友送给我一本纳玛达·尚卡所写的《达摩维伽》。这本书的序言对我很有帮助。我曾听说过这位诗人所过的豪放不羁的生活，序言中谈到他怎样因为研究宗教而发生的生活的变革，使我为之神往。我逐渐爱上了这本书，从头到尾地专心研读。麦克思·缪勒写的《印度——它能教给我们什么？》和通神学会所出版的英译本《奥义书》①我都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