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熬豆腐嘛，这是老话了，民间都懂。”
豆腐做好了，烧豆腐成了熬豆腐，不过味道更嫩更鲜。那以后，我们都学会了“钱油熬豆腐”。
总理的工作餐喜欢吃大烩菜，特别是天冷时，白菜、豆腐、粉条，用肉汤一炖，别提吃得多香。每当他召集副总理们开会研究问题，或是找一些部长来谈事，吃饭时，最经常最多的就是吃大烩菜。一大盆子烩菜，每人都要盛三四次，个个吃得红光满面，热气腾腾。至今一些在世的老部长，你问他总理家的菜什么最好吃？个个都会回答：“大烩菜，再没有比那更好吃的了。”
总理经常点名索求的还有小米粥、玉米面窝头和高粱米饭。每星期—必要吃两顿粗粮，忘了做就会点名要。每年还要请那些在延安生活过的工作人员到家里来喝一次菜粥，小米粥里放点菜叶放点盐，每人都能喝好几碗，喝得心里潮起浪涌，喝得两眼湿漉漉，喝得多少往事又现眼前，喝得人人脸上泛起红晕。
有一次，周恩来津津有味地吃着高粱米饭，对我说：“南方人柔秀，北方人苍劲。我的身子骨和好胃口，都是靠了东北的高粱米饭打下个硬实底子。东北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我永远感谢东北的高粱米饭、大风和黄土……”
还有一次，他要高梁米饭吃时，说：“我在东北上中学，就是吃高粱米饭。到现在还是馋这一口。”
从1958年开始，总理和邓大姐规定：他们的主食至少要吃三分之一的粗粮。到困难时期，总理和邓大姐又规定了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标准。而粮食又是将粗粮比例提到一半以上。国家完全渡过困难，到了1964年夏收之后，细粮的比例才提高，但也是只吃糙米，不吃小站稻等精米。
总理由于忙，是真正的日理万机，吃饭谈不上规律，也论不得习惯。不过，能够在家吃三顿饭时，还是可以说出点“规律”或“习惯”的。
总理的早餐应该叫“早点”，就是“点到为止”。不像现代科学研究所提出的“早饭要吃好吃饱。”
总理的早餐多数是在中午前后吃。先喝碗稀的，一般是小米粥或豆浆。偶尔也喝过一碗奶或一杯酸奶。这种喝奶的时候很少，除非是我们为了给他补足热量而规定了食谱，只上牛奶不上小米粥或豆浆，他也就喝了牛奶。
如果喝小米粥，他会就点咸菜吃。他喜欢的咸菜就是大头菜，切成丝，嚼起来咯吱有声。
喝过稀的，还会剥一颗煮鸡蛋，沾点盐吃。经常是边吃边进了办公室。工作太忙就不进饭厅，把早点拿到办公室，他一边批阅文件一边“点到为止”。
这个“点”，应该是点心。总理有时以鸡蛋当点心，有时也吃片面包片或蛋糕之类点心，吃得很少，他说：“点心点心，就是一点儿么。”
午饭在晚上七八点钟吃，晚饭在夜里12点前后吃。如果不是忙得进不了餐厅，那种正式用餐是两菜一场。如果同邓大姐一道用餐，或临时有客人一起用餐，就是四菜一场。
这种正式用餐，食谱是由我同保健医生及炊事员根据营养保健，所需热量及口味变化来调剂安排。
主食以米饭、面条、炒面、馒头、烙饼、玉米面贴饼和小窝头几样为主，变换着给总理上。比较而言，午饭吃米多，晚饭吃面多点。
主要的调剂还是在菜上。除了冰糖肘子、红烧鲫鱼、红烧肉、红烧狮子头、大烩菜、钱油熬豆腐之类前面点到过的菜，值得一提的还有：豆类菜；像蚕豆、豌豆、绿豆芽。
南方的绿叶菜；像空心菜、笕莱、鸡毛菜总理都很爱吃。
油菜、长白菜、圆白菜、油菜苔、肉末雪里红、素炒菠菜、栗子烧白菜，都是总理爱吃常吃的菜。
总理也喜欢吃一些小菜：煮盐水黄豆、炒咸菜、豆腐乳等等。如果喝酒，受欢迎的下酒菜永远有花生米。
爱吃是一回事，平日吃上吃不上又是一回事。我跟随总理几十年，他大量的时候是不能坐在餐桌旁正经吃饭的，至少有三分之一以上是在汽车上，会场休息室或匆匆的走路中吃饭。
在汽车上的饭，最多的时候是喝一杯玉米面糊糊，吃两片面包。面包里或夹几片香肠，或抹些果酱。有时也喝杯麦片汤。比较而言，总理更爱喝玉米面糊糊。
如果是在会场休息室，我们常给服务处的李维信同志打电话，叫他准备一碗热场面，总理可以在会议休息时，边听汇报边吃面，有汤有面，吃着还可以。国家经济情况好时，面里放些肉丝菜叶；经济困难时，面汤上只漂几片葱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