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总理太忙,按我们的安排连三两分钟时间也抽不出来,那就通知人大会堂或有关人员准备几个素馅包子,在总理从一个会场赶去另一个会场时,拿在手里边走边吃。特别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总理边走边吃的情况几乎天天都有。
如果遇上突然的情况,临时增加的活动,总理吃不上面包、素馅包子,喝不上玉米面糊糊或面条,那就“饿了糖也能充饥”。他多次吃两块糖作一顿饭,或条件允许时要一把花生米或煮黄豆当饭。这种情况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更多了,那期间总理能正经坐在餐桌旁吃饭的时候可以说连五分之一也不到。且不说我们身边工作人员,就是偶尔接触总理的领导干部也无不发现了这个问题。铁瑛曾经掉过泪,他就亲眼目睹了总理要一把花生米,边吃边喝茶,这一把花生米就顶了两顿饭!
我们不会掉泪。因为天天见,天天是这样。如果哭,泪也早就流干了……
总理吃饭有三忌,这是不同于忌吃带翅膀的飞禽的另一种忌。
一忌公私不分。
西花厅院子里有不少空地,老花工周师傅便利用来种了豆角、白菜、萝卜、茄子之类蔬菜。到了夏季,各种菜蔬陆续下来,大家首先想到的自然是请总理尝个鲜。
那天,卫士姜贵春给总理端饭,上豆角菜时,顺嘴说一句:“这是咱院子里自己摘的豆角,很嫩。”
总理条件反射似地闪出警觉的目光:“给钱没有?”
“自己种的,往哪儿给钱?”姜贵春纳闷、惊奇,摇一摇头:“没处给。”
总理紧跟着摇头的姜贵春摇头:“你说的不对。公家地,公家水,长出东西就全成自己的了?回头你算算清,吃了多少豆角多少白菜,按市价该是多少钱,把这笔钱交了,分两部分交。一半交机关,是土地和用水钱;一半分给花工,是花工劳动所得。”
姜贵春回来一讲这个情况,我们都服气:这就叫公私分明。
也有不大服气的时候。
我跟随总理参加了第一次日内瓦会议。那是1954年,像我这样自小跟着共产党长大的人,既有政治上的无比坚定性,又有思想上的局限、狭隘和教条性。用现在青年人的话讲:没见过世界还整天谈世界革命。1954年的国际两大阵营的对立正尖锐激烈,在我脑子里,不是太阳就是月亮,不是光明就是黑暗。所以,一旦接触高层次的谈话,诸如听到周恩来说“资本主义不是铁板一块”,“社会主义也不是铁板一块”时,谁能想象我是怎样的惊讶,目瞪口呆啊!
最让我目瞪口呆的是英国首相艾登在一家旅馆请周恩来吃饭。前后上了三道菜:炸牛排是最好的,剩下两道也就是土豆白菜之类的水平。首相请总理吃饭才三道菜,简直无法相信,小器到家了。
更让我惊讶的是,总理居然大夸英国首相,回国后还到处为这个“敌人”作宣传:“你看人家首相吃饭就三道菜,够吃就行,从不那么讲排场。他们请客都是自费,公私分明,不搞奢侈,这点非常好,值得我们学习。”
现在说这种话可以时髦了,50年代说这种话可不得了,也就是“久经考验”的总理这样讲没事,换成我们哪个说这种话,肯定落个“经不起考验”,立刻能成反革命。抓起来关两年算轻的。
那时,以苏联为榜样,所到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宴会多,排场大,气氛热烈。而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都很平淡、小气,吃东西随便简单。总理显然是赞成英国首相不赞成苏联。他给自己规定:请客自费,吃饱吃好就行。
身为总理,周恩来宴请客人的时候很多。国宴、政府宴会,那是国家和政府拿钱。如果是总理以个人名义请客,无论是在家宴请在外宴请;无论是宴请工农兵代表,身边工作人员,还是宴请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各省市自治区来的客人、亲友,或者是宴请外宾、国际友人,总理一概是自己掏钱。
总理2级,邓大姐6级,在当时来说工资都不低。他们的钱是由我掌管;我管大帐,管理员管小帐。他们除了工资收入,没有任何其他收入。因为稿费总理和大姐从来不要,一律交公,交帮助整理文章的同志。总理逝世后出版的文选,曾给邓颖超2万元稿费,邓大姐把这2万元稿费都赠送给了延安。总理在世时亲笔书写的稿子,稿费来了就交机要组秘书保管,根据工作人员的家庭情况支援生活困难的同志。
总理的收入只有工资,这个帐就好算了,他定期检查帐目。每月拿出100元救济生活困难的亲属,根据身边工作人员的情况,随时发话叫我们拿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