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总理太忙，按我们的安排连三两分钟时间也抽不出来，那就通知人大会堂或有关人员准备几个素馅包子，在总理从一个会场赶去另一个会场时，拿在手里边走边吃。特别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总理边走边吃的情况几乎天天都有。
如果遇上突然的情况，临时增加的活动，总理吃不上面包、素馅包子，喝不上玉米面糊糊或面条，那就“饿了糖也能充饥”。他多次吃两块糖作一顿饭，或条件允许时要一把花生米或煮黄豆当饭。这种情况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更多了，那期间总理能正经坐在餐桌旁吃饭的时候可以说连五分之一也不到。且不说我们身边工作人员，就是偶尔接触总理的领导干部也无不发现了这个问题。铁瑛曾经掉过泪，他就亲眼目睹了总理要一把花生米，边吃边喝茶，这一把花生米就顶了两顿饭！
我们不会掉泪。因为天天见，天天是这样。如果哭，泪也早就流干了……
总理吃饭有三忌，这是不同于忌吃带翅膀的飞禽的另一种忌。
一忌公私不分。
西花厅院子里有不少空地，老花工周师傅便利用来种了豆角、白菜、萝卜、茄子之类蔬菜。到了夏季，各种菜蔬陆续下来，大家首先想到的自然是请总理尝个鲜。
那天，卫士姜贵春给总理端饭，上豆角菜时，顺嘴说一句：“这是咱院子里自己摘的豆角，很嫩。”
总理条件反射似地闪出警觉的目光：“给钱没有？”
“自己种的，往哪儿给钱？”姜贵春纳闷、惊奇，摇一摇头：“没处给。”
总理紧跟着摇头的姜贵春摇头：“你说的不对。公家地，公家水，长出东西就全成自己的了？回头你算算清，吃了多少豆角多少白菜，按市价该是多少钱，把这笔钱交了，分两部分交。一半交机关，是土地和用水钱；一半分给花工，是花工劳动所得。”
姜贵春回来一讲这个情况，我们都服气：这就叫公私分明。
也有不大服气的时候。
我跟随总理参加了第一次日内瓦会议。那是1954年，像我这样自小跟着共产党长大的人，既有政治上的无比坚定性，又有思想上的局限、狭隘和教条性。用现在青年人的话讲：没见过世界还整天谈世界革命。1954年的国际两大阵营的对立正尖锐激烈，在我脑子里，不是太阳就是月亮，不是光明就是黑暗。所以，一旦接触高层次的谈话，诸如听到周恩来说“资本主义不是铁板一块”，“社会主义也不是铁板一块”时，谁能想象我是怎样的惊讶，目瞪口呆啊！
最让我目瞪口呆的是英国首相艾登在一家旅馆请周恩来吃饭。前后上了三道菜：炸牛排是最好的，剩下两道也就是土豆白菜之类的水平。首相请总理吃饭才三道菜，简直无法相信，小器到家了。
更让我惊讶的是，总理居然大夸英国首相，回国后还到处为这个“敌人”作宣传：“你看人家首相吃饭就三道菜，够吃就行，从不那么讲排场。他们请客都是自费，公私分明，不搞奢侈，这点非常好，值得我们学习。”
现在说这种话可以时髦了，50年代说这种话可不得了，也就是“久经考验”的总理这样讲没事，换成我们哪个说这种话，肯定落个“经不起考验”，立刻能成反革命。抓起来关两年算轻的。
那时，以苏联为榜样，所到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宴会多，排场大，气氛热烈。而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都很平淡、小气，吃东西随便简单。总理显然是赞成英国首相不赞成苏联。他给自己规定：请客自费，吃饱吃好就行。
身为总理，周恩来宴请客人的时候很多。国宴、政府宴会，那是国家和政府拿钱。如果是总理以个人名义请客，无论是在家宴请在外宴请；无论是宴请工农兵代表，身边工作人员，还是宴请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各省市自治区来的客人、亲友，或者是宴请外宾、国际友人，总理一概是自己掏钱。
总理2级，邓大姐6级，在当时来说工资都不低。他们的钱是由我掌管；我管大帐，管理员管小帐。他们除了工资收入，没有任何其他收入。因为稿费总理和大姐从来不要，一律交公，交帮助整理文章的同志。总理逝世后出版的文选，曾给邓颖超2万元稿费，邓大姐把这2万元稿费都赠送给了延安。总理在世时亲笔书写的稿子，稿费来了就交机要组秘书保管，根据工作人员的家庭情况支援生活困难的同志。
总理的收入只有工资，这个帐就好算了，他定期检查帐目。每月拿出100元救济生活困难的亲属，根据身边工作人员的情况，随时发话叫我们拿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