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汽车制造业的发展，国产轿车渐渐多起来。除红旗车外，还大批生产了上海牌小轿车。从60年代始，凡属大的活动，周恩来总是要求使用国产车，无论是共产党代表大会还是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开会，特别是外交活动中，周恩来总是要求使用国产车。1990年。国家机关一位开上海轿车的司机说：“周总理在世时，逢上重大活动，最忙最露脸的是我们开国产车的司机，一出动几十辆上百辆，在长安街上浩浩荡荡风光得很。到了80年代就不行了，赵总理看不上我们，越是重要活动我们越没事干，出风头的全是外国进口车，好象我们出来就会丢脸似的……”
第二个特点是，坐车讨厌前呼后拥。
周恩来是共产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按规定，他的外出有严格的安全保卫制度。外出路线、所经路口，住地及重点防备地区等等，有一整套安全规定。一般行动，头天就做好了计划，几点几分到何地，几点几分经何路口或经何路线，事先和警卫部门打招呼。出动时，前驱车，后卫车都要到位。
周恩来对此很反感，多次反对，甚至严厉警告不许前呼后拥跟随他。
“浪费，没有必要！”周恩来朝我挥着手说：“你去跟他们讲，我不要这一套。像这样还怎么接近群众？吓也吓跑了，影响很不好嘛！”
我没有动步，提出不同看法：“不要警卫跟着，万一路上坏了车呢？不说安全吧，也要耽误时间，影响工作啊。比如外宾等候接见，你的车坏到半路上怎么办？”
“并不是每次外出都有外宾等候，可你们每次都要搞这种前呼后拥。有重大国事活动搞，这还可以；我去看个朋友你们也搞这种做法就很笨，缺少灵活性。我在重庆时做过这方面工作，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对象、不同的活动要有不同的措施和方法。比如我去看望民主人士，我去人民群众中间了解情况，你们这样前呼后拥是什么影响？连自己的人民群众都信不过还谈什么为人民服务！”
周恩来在某些活动中，明确警告不许警卫车跟随。一般情况下只有我和卫士高振普随他乘主车外出，警卫车虽然被严令不许跟随，但为了安全，还是悄悄地隐蔽跟随。周恩来是非常机敏的，警卫车隐蔽，仍然要被总理从汽车反光镜中发现。
“你们不要搞这种‘盯稍’，我在重庆常被跟踪，有经验，你们瞒不过我。”总理又气又烦又无奈，“说过了你们就该执行，为什么还要悄悄跟着？浪费么，没有必要。”
警卫人员听着，不急于反驳，但也不说“改正”。毕竟他们有他们的制度要求。
总理也知道他们的难处。为了不叫警卫车跟随，周恩来有时会突然行动，使他们根本来不及通知警卫，上车就走。这时，车上除了总理，只有我或小高，加上司机老杨共3个人。这时周恩来会感到一种自由或愉快，会笑着说：“这样不是很好吗？我就是要摆脱这些形式主义。”
第3个特点就是喜欢坐快车，并且决不浪费车上的时间。坐在车上，或吃饭，或批阅汇报条，或听取秘书口头汇报，交待一些工作。如果没什么事，总理会抓紧车上的点滴时间打个盹。
总理正经睡觉困难，离不开安眠药；打盹却有超一流的能力和表现。这主要是在汽车上，如果没公事没陪客，短到两三分钟，长到几十分钟，他都可以打个盹；而且说盹就盹，说醒就醒。
我当副卫士长及卫士长时，仔细观察过总理的打盹。他的打盹主要有三种形式或叫情况。一种是被动的，就是前面讲过的在办公桌旁疲劳困乏到极点，身不由己地打起盹；头一下又一下失控地耷拉；刚挣扎着抬起来，马上又垂落，手中的笔也会失控地落下去，又沉落下去，在文件上留下点状道状的墨痕。当他的头大幅度地垂落时，会突然惊醒，忙捏捏鼻子，揉揉眉头，揪揪头发，然后抓起清凉油，用手指往太阳穴和额头上擦抹，一边望着文件上跑笔的墨污摇头。
另外两种打盹主要都是在汽车上。
一种情况是路程较远，坐车时间稍长些的时候，比如在京时去机场接客，比如在广州，从南湖到小岛，总理上车刚坐稳便看一眼手表，压压手势吩咐：“都不吵，睡觉啊。”
听到这声吩咐，所有人便屏息静气，司机杨师傅警惕车开平稳，总理习惯地靠在沙发座的一侧，头向右一歪，很快就入睡了。这种时候，他不会失控地把头向前垂，可以几十分钟一动不动，呼吸变得均匀绵长细微，是真正迅速有效的沉睡。
车到站，我们都是一动不动，只把目光投向沉睡的总理。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