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是有第六感官，像是具备生物定时器，每次都一样，我们的目光一触到他，他便微微一震，一下子睁开眼：“噢，到了。”
说着，用力搓搓脸，便精神焕发地投入新的工作中。
如果路途近，坐车时间短，比如从中南海到人民大会堂，三五分钟的时间，总理就不说什么“别吵，睡觉”之类的话，也无须把头朝右歪靠沙发座。他会坐正身体，全身放松，眼皮微微合上，像是意守丹田，像是“入定”一般。
总理是会气功的。这不是那种劈石碎砖的硬气功，也不表现在各种腹呼吸的运用，他的气功是在意念上对静的追求，由意念导引着全身血液的循环，肌肤神经的松弛，脑筋的高效休息。这种带有极大调理性的休息，效果是惊人的。我常常感到，在各种紧张，繁忙，有时激烈有时枯燥的马拉松式的无休无止的劳作中，当总理精疲力尽地完成一项工作，乘车去另一个地点继续另一项工作时，就这短短几分钟的“入定”，这几分钟的调理休息，就能使他在下车时重新神采奕奕，两眼大放光辉。
当我们二十几名秘书与总理经年展开车轮大战，当全国所有的神经束都导向总理，源源不断输来各种信号，总理永不疲倦地作出及时准确的反应时，当总理常年累月超负荷运载，令人不可思议地睡眠少时，我便不能不想到总理那汽车上的打盹。沉睡几十分钟也罢，“入定”几分钟也罢，正是这见缝插针式的调理休息，维持着总理的精力和思维活动。
总理的一切生活习惯都是为了适应他的工作。他那超人的工作量，不仅是靠奉献精神和顽强意志来保证，也是靠了几十年艰苦奋斗所锻炼出来的具有科学性的休息方法来实现的。
总理坐车喜欢提醒司机老杨：“慢点，开慢点。”他喜欢提醒这句话，是因为他喜欢坐快车。他一生抢时间抢速度，能坐飞机就不坐火车，那么坐汽车当然希望车能开得“飞”起来，快一点就能多干一点工作。
基调是快，必要时就须关照司机放慢。
我的观察，当路上行人车辆多时，总理会关照司机慢；天下雨下雪，地上积水结冰，总理会关照司机慢。我至今一合眼，就能鲜明如初地看到那一幕；
雨小了，马路上积了不少水。总理不肯仰靠坐椅，而是前倾着身体，双手扶着前排椅背，眼睛一眨不眨地注视着街上的倩况。马路两边不但流动着雨水，也流动着自行车和行人。总理一边观察一边不停地念念有词：“慢点，再慢点，不要溅水，别溅水……小心，小心有水溅了人……”
总理就是这么细心，时刻想着别人。
总理坐车多，遇到的事也少不了。
1959年夏天，我们跟随总理，乘一辆嘎斯69吉普车去河北平山县的岗南水库。汽车飞快地驶在野外的公路上。突然，前面出现了一辆马车，一个老农民赶着一辆两匹马拉的大车。那时的牲口见汽车少，马被汽车惊了，乱奔乱跑翻到路边的沟里。
“停车，快停！”总理下令。司机刹住车，总理跳下车就奔去抢救人。那个老农民已经爬起身，看样子伤得不算重。可是总理不走了，下命令说：“赶快用我的车送老汉上医院检查，我们就在这里等吧。”
我说：“总理，汛期快到了，岗南。水库那边还等您去汇报……”
总理摆一下手：“来得及。你们不要说了。”
一直等到送老汉的车从医院回来，报告老汉没什么危险，总理才上车继续赶路。
1960年在北戴河，总理的车经过一座木桥时，隆隆的木桥震动声惊了河对岸一辆马车。惊马朝桥旁的斜坡冲去，把车上拉的一名病号给掀了下来。总理马上下令，又是跑去病号旁。那病号长了一身毒痂，触目惊心，总理却像父亲一样毫不嫌恶，仔细察看了农民的病情，马上命令送医院。
到住地后，我们后怕的是，如果惊马冲过来，把总理的车撞挤到河里该多危险，总理想的却是那个病号，一进门就给医院挂电话，询问病情伤情……
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一些。比如有次总理外出，车开到府右街时，一个女孩子骑自行车猛地从临街胡同里冲出来，撞到总理的车上。女孩子是自己撞到汽车上，当时总理的车已急刹住，所以女孩子没受什么伤。但是细心的总理发现女孩子衣服挂破一块，马上叫警卫去买件新衣服给那个女孩子送去了……
然而，总理坐快车也是遇过危险的。
记得那是1961年6月15日下午，淅淅沥沥的小雨下个不停。
总理定于下午2点半到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