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内心的自尊。在我是宇秀的时候，多数时候我是在与文字打交道，即使在与人打交道时，文字也是一个媒介或者平台；而在文字里相对是自由的，这种自由使我得以保持内心的尊严。哦，说到自由，真是一个悖论。从广泛的意义上来讲，加拿大的自由度宽容度就连美国也不及呢；但对于像我这等曾经在原居国算是“知识分子”的新移民来说，在职业领域里的自由就失去了。而这种失去便感觉到在社会等级上的坠落，因为职业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是他在社会舞台上的重要表演区域。一些加拿大的华裔男子害怕娶国内高学历的文化女子，所担忧的并非是物质问题。即使夫妻两人都是低等职位的，比如餐馆帮厨、车衣厂女工等，但只要有稳定的工作，住有花园的房子、开宝马都不是天方夜谭。然而，作为原本知识分子的女性在职业上的出局，进而呈现出在社会等级上的落差，却不是花园洋房与宝马车所能替代的。虽然在当今中国的商品经济的社会里，以文字为职业的人也未必就清高到哪里去，文坛的男盗女娼也是屡见不鲜的。但是，如果你自己不是太过贪婪与虚荣，还是可以用文字守住你思想与身体的节操的。再说靠文字过活的女人，似乎比起男人更容易显示出一点自我的价值，有了自我的价值当然也就有了自尊的本钱。这种自尊很大程度上在于自己手中操持的工作不是直接被人（老板、经理或其他什么人）监管着，而是有相当的时间与空间上的自由度。
当宇秀是露丝玛丽的时候（3）
出国前的两年，国内有本叫做《格调》的译著很是畅销，一种以生活品位和自由度的享有而不是传统的以阶级分析的观点来判别人的社会等级的新见解一时成为文化人士的热门话题。书中把作家、新闻记者、导演、教师等人列入有特权的幸运族，所谓有“特权”便是指他们的工作并不直接被人监督着。一个人在社会上、在单位里、在任何一个团体里，乃至在一个家庭里所受的监督程度如何，也就显示出他所处的地位。这跟钱并无直接关系。书中有这样一段话：
“的确，实施监督的程度，通常比收入更直接的显示等级差别。这就表明，整个等级体制更像是在识别自由的价值，而非仅只有宣扬金钱的价值。你的工作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监督，比你从这种受监督的劳动中能领回多少报酬，更能显示你的真实等级。”
从前的宇秀是靠文字过活的女人，虽然远不及很多同龄或年少的从政、从商的巾帼，或者嫁了政商功名人物做了夫人太太的甚至做了“二奶”的那样，或可一呼百应，或可一掷千金，可内心里却还是有份优越感，也就是所谓的自尊吧。但是露丝玛丽就不同了。
露丝玛丽如今工作的场所比以前坐过的编辑部和书房不知要华丽气派多少，妆容与服饰比之以前在典雅和流行之间也更显得游刃有余，但是宇秀躲在露丝玛丽名字后面的感觉和外表的光鲜亮丽大相径庭，她开始有了“劳力者治于人”的体会。
那天，我刚刚换掉高跟鞋，从冰箱里取出午餐便当，然后将工时记录卡塞进打卡机里。“咔哒”一声，红色的数字清晰地显示出一小时午餐的起始时间。每个员工都一定是在临出门的最后一刻才打卡的，诸如换鞋、涂口红、上厕所、取便当之类的琐事自然是没人傻到在打卡计时之后才做的。这天，经理突然很严肃地跟我说，以后请在打了卡之后再上厕所。MY GOD！打卡之前上了趟厕所的细节居然也在她的监督之中。事实上，在半小时之前我就有内急了，只是当时有顾客才一直憋到午餐时间。我没有申辩理由。
以前的宇秀是常常跟领导据理力争的。虽然地位上是被领导的，但是职业赋予了争辩的“特权”，因为是有关思想有关艺术有关创作的。创作就有讨论的空间，思想更有不同的观点。尽管领导不高兴你的争辩，甚至因此让你倒霉，但在我的权力范围与感觉状态里依然是理直气壮的。而露丝玛丽就没什么可争辩的了，露丝玛丽只有服从，不需要有观点。忽然悲哀地想起《格调》里面处于这样位置的人被划入“中层贫民”——— 一个在工作中失去自由的阶层。可惜我不像书中说的“中层贫民”那样———“他们生活的惟一的乐趣，或许就是串亲戚。”一则在加拿大我也没有亲戚的门可串；二则，比较串亲戚时不得不把舌头嚼得发麻的无聊话，我宁可独自在家里整理发黄的书信和陈年的碎纸片。这一点上，宇秀和露丝玛丽是一致的。
哦，还是回头来说说我怎么会有露丝玛丽这个名字的吧。我在温哥华遇到的移民；他们通常都有两个名字使用在不同的地方。其实移民来加拿大的人，也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