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是华裔，包括日本人、韩国人，甚至西班牙、南美、东欧等其他语系的人，通常都会给自己另取一个英文名字，主要是为了方便别人称呼自己，而另外衍生出来的意义就各有各的故事了。
我来加拿大的头一年并没有洋名，那时候怀孕生孩子，大部分时间是在家里，并不觉得非要取个洋名不可。记得当时的房东太太是个来自广东台山的老华侨，年轻时跟了修铁路的“卖猪仔”的男人来了加拿大。老太太不叫我宇秀叫我“阿秀”，听上去就像“阿嫂”。我觉得比以后我被叫做露丝玛丽要真切。但是，每次到医院或者家庭医生那里，“宇秀”的发音很是难为人家讲英文的人，看人家嘴巴撅了半天发不出“XIU”的音，我也弄不确切人家是不是在叫自己，这才决定赶快取个洋名。中国人取的洋名多是自己听得比较耳熟的那几个，音节简单的，像琳达、雪梨、安娜、丽莎等，很容易重复，一个新移民英文班里就会有好几只“雪梨”，弄得英文老师必须在“雪梨”后面注明是“雪梨张”还是“雪梨陈”。但“张”字在洋老师口里就成了“枪”，“陈”听上去是“馋”。“露丝玛丽”有四个音节，重复的概率就比较小。
当宇秀是露丝玛丽的时候（4）
“露丝玛丽”完全是实用主义的结果，当然是没有当年“马丽亚”的效应的，更没有“戴安娜”和“妮娜”之类名字背后所隐含的某种心思与追求。尽管总觉得一张华裔的面孔一开口明显的带着类似赵本山或其他什么地方的口音，跟一个洋名总不那么配合，就像是门口有只大水缸的人家生出个“妮娜”有点滑稽一样，但久而久之，也就习惯了这种滑稽与别扭。不过总有这样一种感觉：在温哥华认识的来自国内的同胞，如果他或她仅仅告诉你英文名字，与之讲话就像是和网络上一个虚拟的名字聊天，即使握住他或她的手，也感觉不到骨肉，像只是握住了一只橡胶手套，那只真的手会随时从那手套里抽走。然而这种感觉对于我倒是另有一种安慰或者说是躲避：当我在尴尬难堪当中，我就安慰自己反正我现在是露丝玛丽，没人知道我是宇秀。这样一想，宇秀就好像不曾有那尴尬与难堪了。
像现在我在这家大酒店的皮草店里，常常会有HARD TIME；译成中文大概就是尴尬、难堪的时候，尽管莉拉和别的人都目击了我的HARD TIME，但是我安慰自己她们不过看到的是露丝玛丽的尴尬。当我有一天离开这里，我在她们眼里曾经的不堪，只不过是留下的一只橡胶手套而已。
三
看着莉拉在大堂拐角消失，我的手也就可以暂时从橡胶手套里抽出来。
今天我无需匆匆去赶架空列车。先生来电话说要晚一个钟头在站台那边接我，让我找个舒服的地方喝点什么，不要在站台上干等。其实，我上班的皮草店就对着高出大堂几个台阶的酒吧区，平时在店里就听得见觥筹交错、杯叉切磋，以及红男绿女的笑声。今天是周末的晚上，女高音的歌唱伴着钢琴弹出的爵士跳跃在杯盘与笑语上面。
是坐在大堂的沙发上闭一会儿眼睛呢？还是踏上两格台阶叫一杯咖啡什么的？我忽然很生气自己要坐到那免费的沙发上闭一会儿眼睛的想法。
以前在上海常常一个人坐在咖啡馆里享受一个午后，或者在西餐厅里独自用晚餐。尽管算起来去豆浆店填饱肚子的次数还是大大超过去西餐厅，但是当我走进西餐厅或咖啡馆的时候是绝不犹豫的。
那时候，我在别人眼里是很小资的女人，虽然自己清楚荷包里并不怎么充裕，但坐在雅致的咖啡馆里享受一下的感觉还是充分的。尽管靠写字赚钱常常熬到面如菜色，实在是一份辛苦钱，但自我的心理上总还是有点优越与清高的，毕竟卖文与卖菜、卖其他百货什么的不同，以思想与文字谋生是自己作为一个文化女人立足的支点。但那时候也曾想，为什么一定要作为文化女人那么辛苦自己折磨自己呢？怎么就不能纯粹地做某一个男人的女人，或者去谋另一份不需要怎么去思想的却又比卖文有更好收入的工作呢？可惜，我无奈地发现自己可以有几天不去碰文字，却无法停止思想。而在独自搅拌咖啡的时候，打结的思绪就会优雅地融解，超越身体的沉重与庸碌的日常。而同时，在慢慢的啜饮之中，种种思绪又会飘然而至。文化的女人，特别是靠文字过活的女人是不能没有思绪的；没有了思绪就有了一种“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的恐惧。所以我对咖啡馆情有独钟，并非是因为我真的热爱咖啡，而是热爱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里面，思绪裹挟着的文字会不知不觉从心底生出，鱼儿似的畅游。
自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