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鸣放”转为“反右”斗争（1）
进入下半年，“鸣放”转为“反右”斗争/大学团委停止了吴建民等人团支委的职务/批判的矛头，更多的指向了他自己/“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增益其所不能”/面对成人社会的纷繁事物，大学告诉了吴建民复杂/但大学的校园并不平静，在这里发生的事，也并非全关学业。1955年他刚刚进校园，就赶上了批判胡风的运动。16 岁的吴建民还不知道胡风是何许人，也从没看过他的作品，批判实在不知从何说起。但他是团员，要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就通过听广播、看报纸，看人家是如何批判。这是他第一次参与政治运动，学习使用批判的武器。
1957 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还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方针，要求广大群众响应中央号召，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向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提出批评与建议。当时对此有个专用名词，叫做“鸣放”。
吴建民班上有个同学，给学校领导写了一张大字报，其中有首讽刺打油诗，吴建民还记得有这么几句“我们的领导劳苦功高，左手马列主义，右手十字架一条”。当时也没有搞明白他为什么这么说，这几句话相互间有怎样一种关联。
进入这一年的下半年后，整风运动转换为“反右”斗争。那位同学的打油诗成为反面典型，被上纲为右派言论，讽刺党的领导，这位19岁的青年受到批判。
当时吴建民已是班上团支部的宣传委员，他不但要参与，还要走在运动的前头。但他连同团支部的其他成员显然不太称职，他们根据平日和这位同学的接触、生活，感觉他不像右派，也不像有些大字报写的那样内心对中国共产党有多少仇恨。
后来大学团委采取了断然措施，停止了吴建民等人团支部委员的职务，将他们班同其他班合并在一起搞运动。写打油诗的同学真的被打成了右派，本来那位同学的学习是很优秀的，可从那以后他的人生就非常不幸了。
班级合并后，吴建民跟大多数同学一样，也参与了对那位同学的批判。虽然他内心并没有想明白，但总觉得党是伟大的、正确的，领导总比自己高明，跟着党和领导的思路走是没错的。他初期对这位同学的看法，已被认为有右的倾向，所以他必须尽快跟上形势，转变立场。
很多很多年过去了，吴建民回忆起这件事，颇有感触地说：“我当年真的挺幼稚，这是我一生中每想起来就感觉不安的一件事。”其实青年时大多数人都犯错误，青年时的幼稚又属于那种最可以原谅的错误，而当你对你的某些举止真正地感到不安后，你就会格外警惕，不再做令你心灵感觉不安的事情。
也是在“反右”斗争中，由于吴建民进大学后在学习上一直很刻苦，成绩优良，因而有白专之嫌。于是他批判的矛头，更多的是指向他自己。1958 年，学校开展向党交心的运动，批判个人主义，他写了张大字报，题为《个人主义和我》。
他自我解剖说，仔细检查起来，自己有成名成家的思想，努力学习是为将来当外交官做铺垫。当外交官可以周游世界，在周游世界之后，他可以当作家，把周游世界过程中看到的东西都写出来。对人生有如此美好的设计，本不是什么坏事；但换一个角度就和个人主义联系起来了，成了丑恶的东西，这难道也是辩证法？
反正吴建民当时就这样对自我分析了一通，别人看了也对这种意识批判了一通。可当更多的人都进入自我剖析状态后，吴建民发现有他这种念头的人并不在少数。
只要你细细推敲，###，其实是和经济实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总是和经济体制的选择，经济道路的选择，经济政策的选择，经济进程的设计搅在一起。反右斗争还在进行着，中国经济的大跃进就开始升温。
大跃进期间有全民大炼钢铁运动，有大兴水利的会战，有为建国十周年献礼的首都十大建筑的建设高潮……北京的各大学都组织学生们积极参与，但参与了劳动，就挤占了学习的时间，这是简单的加减法。
不论是什么运动，只要是党号召的，党倡导的，吴建民都积极参加。因此把吴建民往白专范畴里算，真是挺委屈他的，他在政治上，一直是很主动地向组织靠拢的，坚持不断地给组织写思想汇报。
“鸣放”转为“反右”斗争（2）
在大炼钢铁运动中，系里的党支部组织同学到北京石景山钢铁厂劳动，跟工人结合。大家热情很高，连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