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安所左巷是一条狭窄的胡同，明清时期，宫中冤死的太监、宫女，其灵柩大部分就停放在这里。为了镇邪、驱赶晦气，人们就给小巷起了个“吉安”的吉利名字。毛泽东租住在院内正房西侧的一间十多平米的屋子里，晚上，八个小伙子挤在一个土炕上，几个人同盖一床棉被，每逢翻身，都要先与两边的人打招呼。
毛泽东为留法学生筹措经费、为开设留法预备班而四处奔走。但每逢星期天，他和邓中夏等人都会去豆腐池胡同，与杨昌济分析时事、探讨国内外大事，李大钊有时也来参加。杨开慧经常在一边旁听，渐渐地，毛泽东与杨开慧产生了恋情。
当杨昌济这些人还急急地穿行于窄小的胡同里时，时光的缰绳被他们稳当地拽在手里，当他们隐没在胡同外的世界中时，时光便脱滑出缰绳，在胡同里狂奔踩蹋，把原有规则撂倒在地，如此往复，一棵棵树木，一幢幢宅院，就像花儿一样开了又败，败了再开。
杨昌济—欲栽大木柱长天（3）
1920年1月17日，杨昌济在北京豆腐池胡同家中病逝，年仅49岁。去世后归葬于长沙县板仓冲。
临终前，杨昌济写信给留日时的好友章士钊，向其推荐毛泽东与蔡和森：“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重二子。”
杨昌济没有看错毛泽东、蔡和森，毛泽东与蔡和森也没有辜负杨昌济。蔡和森成为建党初期的领袖，毛泽东则成为改天换地的伟大人物。
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的（1）
1918年11月7日，梁漱溟的父亲梁济刚要出门，碰巧遇上他，父子二人说起关于“欧战”的一则新闻：
“世界会好吗？”梁济问。
梁漱溟回答说：“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能好就好啊！”梁济说罢离开了家。
三天之后，梁济在净业湖投水自尽。
梁济认为一个朝代灭亡，没有人为其殉死，是这个社会道德沦丧的标志！
一
梁漱溟，清光绪十九年九月九日（1893年10月18日）生于北京一个世宦之家，祖籍广西桂林，名焕鼎，始字寿铭，后又字肖吾、漱溟，并以漱溟为世人所熟知。远祖曾是元朝宗室，姓“也先铁木耳”，旅居河南汝阳，明朝建立后，因所居为战国时梁地，故改汉姓梁。父亲梁济，字巨川，曾任清内阁侍读，官至四品。梁济身处国家风云激荡的年代，眼见外侮日益激烈，国势日益衰微，因而大力主张事功之学。认为一切学问都要以富国强邦为任，否则就是无用之学。基于这种思想，他痛斥八股、科举之弊，而极力推崇维新派之变革主张。
也是因为父亲这种不同寻常的远见，梁漱溟的早年教育便注定与同时代的读书人走上不同的路。别家的孩子进私塾大背四书五经时，梁漱溟却在北京第一家中西小学堂里学习ABC和《地球韵言》之类的科目，手头上常翻的课外读物则是《启蒙画报》和《京话日报》。1906年，梁漱溟考入北京顺天中学堂，开始了长达五年半的中学生活，现代著名学者张申府、汤用彤都是他这时的同学。除了上国文课外，还学习英文和数、理、化各科。
1911年，梁漱溟中学毕业，辛亥革命也赶在此时爆发，梁漱溟抛下升学机会，到他早先便已加入的同盟会京津支部的机关报《民国报》当记者。梁漱溟开始驾着独木舟朝国家的遇难地点出发，他整日出入总统府、国务院、学校、团体与街头巷尾。
社会不是演出高级剧目的戏园子，各位看客们，并非皆可以穿着光鲜打扮时髦，二郎腿一跷小白眼一翻。这是一个汹涌澎湃的交易场所，时刻会有大量的鲜血和墨汁泼撒于此。无论账目现已亏空多少都得做到面不改色心不跳，就像拿破仑在火光冲天的莫斯科，眼看着周围都是狼群一般的铁甲部队，还有比荆条犀利的西伯利亚冷空气，但仍然能高声发布最为雄壮的挑战书，将自身的风度和姿态做到使人毛骨悚然。而作为一个读书人，梁漱溟似乎并不适合承受颠来覆去的无常世事。
1958年，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梁漱溟与国民党政见不合，离开了报社。梁漱溟一开始随父亲倾向于立宪派，不久即投身革命派。但是，辛亥革命不但没有从根本上推翻封建帝制，国家反而陷入军阀混战的恶性痉挛。梁漱溟开始感到由对一个事物过分集中注意力而产生的烦躁和恶心，他整日醉心研探佛典、佛法，仍觉不够超脱，还两次企图跳水自杀。
1916年，袁世凯帝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