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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7月上旬，*中央曾致电以王明为书记的长江局，要求在武汉的《新华日报》上刊登《论持久战》，王明因为不赞同该文的观点，以文章太长为理由拒不刊登。其后，*中央再次致电，要求分期刊登，王明仍然拒绝。当时在武汉的*刊物《群众》也因而未能刊登。这样，蒋介石自然不可能及时读到《论持久战》，日记中也就没有相应的阅读记载。1938年9月，蒋介石研究抗战阶段，拟分消耗战、防守战、反攻三段。《蒋介石日记》（手稿本），《困勉记》，9月18日。本来，抗战阶段划分的标准应是战局发展的时间先后，毛泽东正是按照这一标准将抗日战争划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的，而蒋介石的划分则是以战争的攻守特点为标准，它并不是“阶段”区分，而是“特点”区分，而且，分得并不科学，例如“消耗战”与“防守战”之间，就不可能严格地加以区分。这一情况的出现，只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是，蒋介石这时还没有读到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第二个可能是，读到了，但不以为然。
国民党人的“持久战”思想（3）
【二】陈诚与“以空间换时间”的作战方针
然而，是不是可以据此认为，白崇禧就是“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十二字方针”的创造者呢？还不能。陈诚回忆说：二十五年（1936）十月，因西北风云日紧，我奉委员长电召由庐山随节进驻洛阳，策划抗日大计，持久战、消耗战、以空间换取时间等基本决策，即均于此时策定。至于如何制敌而不为敌所制问题，亦曾初步议及。即敌军入寇，利于由北向南打，而我方为保持西北、西南基地，利在上海作战，诱敌自东而西仰攻。关于战斗系列，应依战事发展不断调整部署，以期适合机宜；关于最后国防线，应北自秦岭经豫西、鄂西、湘西以达黔、滇，以为退无可退之界线，亦均于此时作大体之决定。总之，我们作战的最高原则，是要以牺牲争取空间，以空间争取时间，以时间争取最后胜利。《陈诚先生*——抗日战争》（上），〔台北〕“国史馆”2004年版，第23页。“西北风云日紧”，指日本关东军及其卵翼下的伪蒙军对察哈尔和绥远的侵扰。关东军侵占中国东北后，其下一步侵略目标，一是河北省。1935年11月，日本指使殷汝耕发动“冀东事变”，在通州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提倡华北特殊化，策划经由华北自治而成立“华北国”。一是察哈尔、绥远等省。1936年，关东军利用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德王制造内蒙古独立，利用李守信建立伪军。同年5月，德王、李守信等在嘉卜寺成立“蒙古军政府”和伪蒙军，日本人村谷彦治郎等任顾问。伪蒙军本已占领察哈尔东部的张北、商都等八县和正蓝、镶白等八旗，这时，又积极企图侵扰绥远，完成其建立“蒙古国”的迷梦。为了解决华北和绥远面临的危机，蒋介石一面和日方谈判，要求取消华北特殊化，保障中国国家主权的完整，一面则准备发动绥远作战，首先打击日本操纵下的伪蒙军。
1936年10月1日，蒋介石日记云：“应作随时应战准备，并转入主动地位。”其中提到：“倭如制造华北傀儡时之处置”，“内蒙与华北及倭寇之利害关系”等问题。同日日记又云：“调陈任务”，“与辞修谈时局”。《蒋介石日记》（手稿本）。这一天的日记表明，蒋介石意欲发挥陈诚在对日备战和对伪蒙军作战中的作用。
陈诚是具有强烈爱国思想的将领。还在1935年7月，他就上书蒋介石，认为日本“贪欲无餍”，要求蒋介石速下决心，准备抗战，“应于玉碎之决心与准备中求瓦全，不应于瓦全心理中得玉碎之结果”。《陈诚先生*——北伐平乱》，第341页。1936年9月30日，陈诚再次上书蒋介石，认为“就中日问题论，前途终不免于一战”，“中日间之关系，今日实已至最严重之阶段”。他建议，中国急务，除健全最高统帅部外，“应即就国防之需要，将全国各省切实分区，兼程厘整，旦夕应变，即就地予以守土之责，实为无可再缓”。他要求立即“积极建设两湖，作为国防根据之中心”。函称：“为今之计，应认定西南重心之所在，切实委任，严行督促，以期树立复兴民族坚固不拔之基础。”《陈诚先生*——北伐平乱》，第355…356页。同年10月，陈诚奉蒋介石之命，协办晋绥国防。陈诚与阎锡山商定，由中央与山西共组30万兵力，防备日伪来犯，相机收复为伪军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