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薇拉收起手中的扇子，将它往亚当的怀里一塞，一脸苦涩地说：“我笑不出来，我怎么能笑得出来呢？这扇子你拿走，我不要了，你最好用它去当几个钱来给我买食物吧！我饿了……”
亚当默默无言，两人对视了一下，彼此的眼睛里都没有泪水，只有一种深深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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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咒钢琴》十三（1）
赵克强和李梅被上海的中共地下组织接走。他们已经到了上海北面的江苏省盐城地区。这里的湖泊发达，沟岔交错，交通工具就是一条条木船。每一条小河都掩映在茂密的芦苇荡中，常常是当你以为无路可走的时候，拐一个沟岔就是一座村庄和小镇。
这里小镇的建筑风格是典型的中国南方的白壁黑瓦，翘檐格窗。街道和街道之间，是拱形的小桥。小桥下面的窄窄的河道上，碧波荡漾，漂着一只只农家姑娘摇橹的木船，木船上放着她们从湖面上采来的菱角和莲藕……
赵克强和李梅的小船就是在冲开密密的绿色屏障时，眼前突然出现一个悬挂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血债要用血来还”的水乡小镇停留住了。
小船靠岸后，李梅看到了一群群无忧无虑地奔跑着玩耍的孩子们，他们的衣裤上都是大块的补丁，比起列宁格勒吃土豆面包的孩子们，他们要瘦弱很多；李梅还看到在河边的石阶上妇女们正在洗衣、淘米、洗菜……
这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控制下的根据地。由于这里的地形复杂，日军的大型军舰开不进来，小型的巡逻艇又怕遭到新四军和游击队的伏击，所以，就被新四军控制了。这里的老百姓因此也有了不同于敌占区的和平生活。
在逃亡中紧张、疲惫的李梅像突然见到母亲的天堂一样，冲着小镇上的人们大喊：“我回来了啊……”
河边的妇女们，纷纷抬起头，她们看见一个穿着俄罗斯洋装的李梅，都睁大惊奇的眼睛，继而像一群唧唧喳喳的母鸡，嬉笑着议论起来。
接应赵克强和李梅的人，将二人领到新四军的一个纵队司令部里。
纵队司令部坐落在一个大的四合院里，四合院的房子上高挂着无线电的天线，戴眼镜的参谋人员进进出出，看见李梅和赵克强都友好地微笑着打招呼，这让李梅和赵克强十分的温暖和感动，真的是有到家了的感觉。纵队的张司令，一个差不多四十岁的汉子，也是李梅、赵克强父辈的部下，从正门大厅里迎了出来：“辛苦了，欢迎欢迎！”
李梅和赵克强双双叫着：“张伯伯好。”
警卫人员递给李梅一杯水，李梅酣畅淋漓地喝着，一抹嘴，高兴地说：“根据地的水都是甜的啊……”
张司令握着他们的手，问：“一路上没少受苦吧？”
李梅和赵克强互相抢着说，他们路上好险，多亏了犹太人的帮忙，才虎口脱险。
张司令说犹太人是个善良的民族，热爱和平和帮助他人。新四军里就有一个奥地利的犹太医生，医疗水平非常的高，从上海到根据地参加抗日斗争，他的中文名字叫罗生特（Jskob Rosenfeld，1903—1950），和我们新四军的代理军长陈毅还是好朋友呢……
亚当租的房子在上海虹口区的霍山路上。
这里的房子最初是外国公司为了安置职工和高级一点的中国雇员盖的，后来逐渐转让给个人，中日战争爆发以后，外国公司几乎全部转让给他们的中国员工和高级雇员。房子的主人在战争的困难时期，就低价出租给外国难民和中国难民。既然是为员工和高级的雇员盖的，条件谈不上很好；但也分出一般员工的普通房和高级雇员的公寓。当然，后者是少量的，也仅仅是房间大一点而已。
这是一排排大多数是两层的木板阁楼。建筑风格是典型的中国式的。每一排的尽头都有一个死胡同。排与排之间，相隔很近，可以彼此张望。在胡同的两侧，有无数个门洞（外国人叫甬道），门洞里放着一排排马桶。每一个胡同的进口，都有一扇门，到了夜晚就会关上。从胡同的上方俯瞰，整个居民区，像一条条横卧的鱼刺骨。
记得犹太难民赫普纳先生在他书中是这样描述的：
“这些房子都是为那些拥有微薄收入的家庭建造的。每幢小阁楼都平均有十几个房间，其中最宽敞的是底层的房间。某些房间的长和宽不超过8尺×8尺，它们的产权属于建造他们的外国公司所有，后来以合理的价格出让。1937年日本人对上海的轰炸，每幢小阁楼被两个或者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