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高粱”在北京“红”了
红高粱在北京走红，是我预料之中的。我并没有表现出惊讶和喜悦。不过我更清楚的是，从此以后，我甭想过一天好日子了，因为我知道这条路是如履薄冰。
我认为，红高粱什么时候成为上市公司了，在美国也走红了，走向全球连锁了，那个时候，我才会兴奋一下，自我放松一下。
当时，我已经认识到这样一个逻辑：中国快餐要想真正获得成功，一定要实现产业化，一定要有大资本的进入，一定要有名牌企业。
然而，这里有个悖论：中式快餐没有大资本进入，就不可能有产业化，也就很难有真正成功的快餐企业。可是，没有成功的企业就不可能吸引金融家的大投入。这似乎成了一个怪圈。
如何走出这个怪圈呢？如何解决这个悖论呢？
我的思路是：先用智慧“借力打力”创出知名度，然后，回填实力，引进资本，再创美誉度。
总之，中式快餐不出奇制胜是很难有出头之日的。
这就是我非要把红高粱种到王府井，而且一定要在麦当劳旁边开店的目的。我实现了这一目的。
在打造红高粱品牌的过程中，北京晚报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96年3月2日晚上，北京晚报记者张韶南递给值班总编一篇稿子——《红高粱种到王府井》，并给副总编建议，最好把这个文章登头版。副总编看了这篇文章后说：“我决定把它登到头版头条！”
于是，3月3日，这篇文章在北京晚报头版头条登出来了，一下子在北京产生了很大反响。因为当时正值“两会”期间，什么事件能放到北京晚报——一个日发行量83万份的知名报纸的头版头条呢？根据报纸1：4的传播规律来推测，《红高粱种到王府井》这个事件，一下子就有300多万人知道这个信息。
紧接着，就是北京电视台的《北京特快》栏目——这是北京人最喜欢的电视栏目之一，率先打出了《红高粱叫板麦当劳》的口号。
这个口号的出台也有段故事。
王府井分店开业那天，去了几家北京的新闻媒体。开业当天，我非常紧张，一切仪式全部从简。虽然嘉宾很多，也来了不少知名人士，像王光美同志，世界餐饮协会会长林则普先生等。可我当时几乎没有“出头露面”，由北京红高粱公司的管理人员操办。我实在有些害怕，我非常清楚，我面对的是世界快餐巨无霸——麦当劳。我站在餐厅里，两腿发虚，心跳加快，只想躲到没人的地方松口气。
谁知，记者们大有不见老总不罢休的架势。餐厅经理找到我说，记者们有些“发火”，他们一定要采访一下乔赢总经理。
我只好壮着胆子接受了北京电视台《北京特快》栏目的记者采访。
他们非常直截了当，“乔总，你在这里开红高粱中式快餐，目的何在？难道你不害怕全球巨无霸麦当劳吗？你难道要叫板吗？”
记者们的提问，一下子激发了我心中放了几年想说的话：“你说的对，之所以在这个地方开中式快餐，就是要向麦当劳叫板，就要证明一下，你行，中式快餐也行的逻辑。”
记者们一听到这话，也都兴奋起来了。这时主持人的眼睛都发亮了：“你敢把刚才的话，对着镜头再说一遍吗？”
“为什么不敢？”我自信地回答。
“好极了！摄像准备！”
问：“你认为红高粱凭什么要叫板麦当劳，你的优势是什么？”
答：“我们不能单纯地把两个企业放到一起去比。这样比，一个40年，是全球快餐巨无霸；而另一个才刚刚8个月，像个刚出生的孩子，这是不可比的。然而，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来看这件事，就会得到新结论：麦当劳是美国200年文化的产物，而红高粱是中国5000年餐饮文化的产物；另外，他的主要定位是少年儿童，而红高粱则有全国老百姓的支持。我坚信：所谓‘叫板’，就是你行我也行！你有小朋友，我有小朋友的父母！”
“北京特快”在3月6日正式播出了这段采访。
于是，红高粱的生意更加火爆了。正如《市场报》头版头条报道的那样：“宽面条挑战巨无霸，开业以来，天天爆棚。”
“河南小子有种！”
1996年2月16日开业后，正值春节期间，开始几天生意并不太好，每天的营业额都在5000元左右，而我们预估日营业额应达万才能保本。那几天帖总监天天着急，甚至还抱怨，说我不听她和王副总的
